回顾李帕蒂的一生,李帕蒂是幸运的,但同时也是不幸的。导致这句话的原因相信大家都不难猜到:他伟大的艺术成就与多舛的命运之间的巨大反差。
李帕蒂绝对没有朗朗、李云迪幸运。首先尽管当时他的唱片很热销,但在公众所知的范围内他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收入;就算他有丰厚的收入,他也没机会从中享受到富裕给他带来的便利;他要把钱用在挽救自己的生命之上,要用来治病;他不能像李云迪那样,花300万港币买一辆跑车来爽,并跟记者说开跑车有助于练琴之余放松精神(这里并无评论李云迪之意);更不幸的是李帕蒂自己没有能力负担治病的沉重花费,以致一度准备要靠巡回演出来赚钱治病;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多里,稍微能缓解他病情和疼痛的新药物cortisone(可的松,如今已经便宜到白菜都比它来得贵一些),他都没办法自己完全负担(的确当时这种新药价格很贵,幸亏梅纽因、明希、斯特拉文斯基等好友帮忙垫了一笔钱)。
其实最终夺取李帕蒂生命,直接的凶手不是白血病,而是他的肺部感染(或者说,白血病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因为白血病以及治疗白血病的抗癌药物几乎摧毁了李帕蒂正常的免疫力)。我并不知道确切的详情,但这是事实:李帕蒂在40年代末的时候,体内只有一边的肺是能工作的(另一侧肺叶可能是长期感染毁损了或萎缩了?),因此肺部感染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钢琴家虽然演奏时并不像歌唱家那样需要极大的肺部活动,但钢琴家的演奏绝对是极端耗费体力的工作,当然也需要有一颗工作正常的心脏和机能健全的肺的支撑。所以,可想而知,只有一侧肺叶功能健全的李帕蒂,常年坚持公开演奏和录音工作,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才能完成啊!
还真没见过有这么拼命的艺术家的:他在贝桑松举行的最后那场音乐会,是在不顾医生警告的前提下使出极顽强的意志去完成的(其实没有完成,在演奏完节目单上倒数第二首肖邦的圆舞曲之后就因极度疼痛和虚弱当场晕倒,因此还剩一首肖邦的圆舞曲没能演出,不过休息苏醒过来后作为一个补偿,李帕蒂改演了一首体力需求稍小的巴赫“Jesu Bleibet meine Freude”作为结束)。当时演出的时候观众都看到了李帕蒂脸上痛楚的表情,但他的演奏听上去却仍然那么富有魅力。可见此时李帕蒂带给听众的,是比我们通常意义下的艺术所高一个层次的“艺术”了。那场音乐会录音里他演奏的舒伯特的两首《即兴曲》,是唯一让我听得惊心动魄的一个钢琴录音——我自己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每次听我心里都是不由自主的紧张。
在那场最后的音乐会中,中场休息之前最后的曲目正是这两首舒伯特的作品。在演完这两曲之后,由于李帕蒂觉得异常疼痛,因此在后台休息的时候让医生补打了一针止痛药,可惜这一针止痛药不足以维持他演完下半场的肖邦14首圆舞曲。
但是李帕蒂却又是幸运的,他演奏的独特风格和气质,据记载连音乐界各位大师们都佩服之至。例如,科尔托对他的评价是:“不管是莫扎特或是巴赫,贝多芬还是肖邦,他都能超越单纯的音符,表现出作品精神意味的正确理解力。”还有卡拉扬、托斯卡尼尼等人的赞誉这里就不提了。
我相信现在我们从李帕蒂留下来的录音里,是不能完全感受到他演奏的真正魅力的,因为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录音水平不足以百分百传递钢琴的音色。甚至我觉得假如来一个盲听测试,也未必人人都能够分辨得出哪一个是李帕蒂的录音。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他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录音里面一窥他的风采。
同时,我觉得不应该用“钢琴家弹钢琴”的方式去看李帕蒂,因为实际上在之前一些评论者的文章就指出过:李帕蒂是以作曲家的眼光去理解并演奏钢琴作品的。事实上,李帕蒂在法国深造的时候除了跟科尔托学习钢琴演奏之外,还跟杜卡(Dukas)学习作曲,还有跟明希学习指挥。并且在李帕蒂成长过程中的教师有不少都是有作曲家身份的:比如说李帕蒂的教父埃内斯库(Georges Enescu)本身就是罗马尼亚杰出的民族作曲家和小提琴家。李帕蒂有自己的作曲作品:他的作品风格属于新古典主义,有浓厚的罗马尼亚民族风格。比如他1941年的作品《奏鸣曲》,就是取材于罗马尼亚民歌的三乐章作品。法国作曲家普朗克评价李帕蒂为:“一位有非凡灵性的艺术家”。
有人还指出,假如李帕蒂没有得上白血病的话,他将会发展成一位作曲家——不管此说是否有充分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白血病中断了李帕蒂的作曲生涯。但是假如要找出为何李帕蒂的演奏能让如此多的大师都折服的话,那他的以作曲家的眼光来解析作品的演奏风格肯定是原因之一——也正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得李帕蒂在众多的钢琴家中独树一帜了。
假如看回李帕蒂的演奏,现在一种错误的印象是:觉得李帕蒂是擅长演奏肖邦、莫扎特作品的那类钢琴家。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李帕蒂的性格和他病恹恹的外表是完全两个样的。李帕蒂是一个很现代、很有革新精神、演奏范围广的艺术家,他的演奏包括了从巴赫到巴托克、从斯卡拉蒂到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李帕蒂还负责了巴托克第三钢协在瑞士的首演(安塞梅指挥,有录音留存)。李帕蒂在现场音乐会里演奏的曲目范围要比他留下的录音里广阔得多,只是由于对录制的精益求精和身体状况的限制,李帕蒂在一天内只能录很少的东西,并且也不能持续地录音,所以他留下的独奏录音里巴赫、莫扎特、肖邦的作品是重点,而协奏曲的录音里舒曼、格里格、莫扎特的钢协几乎就是我们从录音中能够获得的第一印象了(要知道,据不完全统计:李帕蒂在音乐会里一共演出过共23首钢协!而且现在我们知道,李帕蒂生前为公开演奏贝多芬的《皇帝》钢琴协奏曲做了很多准备,而且已经与Legge商量好在1949年录制这部协奏曲,但由于李帕蒂的健康恶化,我们没有足够的幸运听到李帕蒂的《皇帝》了!)。因此,假如我们光从录音来判断他的演奏范围,很容易被误导。不过人死不能复生,我们现在想要去了解李帕蒂,唯一能做的就只能听他留下的录音了。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容易被误导的还有另外一方面:唱片对演奏者和乐团的错误标注。对于李帕蒂的录音,听CD的朋友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倒是以LP为音源的朋友要留心了,由于WalterLegge有时比较健忘(有人指责说Legge实际上是故意撒谎),使得有些不是Lipatti演奏的录音,被错误地认为是李帕蒂的录音——够恐怖吧!例如,很著名的一个例子便是1981年之前EMI出版的所谓的李帕蒂演奏的肖邦第一钢协的录音(当时CD仍未面世),后来被证实是其实是波兰女钢琴家Halina Czerny-Stefanska(有车尔尼血统的后裔)的录音。后来EMI在出版参考系列的CD的时候在说明书上解释,以前造成这个谬误的原因是因为“管理上的错误”,但问题是:之前出版的LP,是Legge本人和李帕蒂的夫人Madeleine Lipatti一起检查、确认母带的,所以出了问题责任在谁?——并且再加上,Legge不单只亲自听过李帕蒂的演奏,并且李帕蒂的所有录音室录音都是Legge负责监制的,所以Legge有什么可能分辨不出一盘母带里演奏的人是不是李帕蒂本人呢?——可能的解释就只能是他故意这么做,或者便是太粗心了;可能合理但却很难让人信服的还有一个可能性:由于录音效果不佳导致体现不出演奏家的风格。
1950年9月16日这场最后的独奏音乐会的实况,当时是由瑞士的电台使用开盘录音机录制的,并且录音也作了广播。按理来说,这些录音的音质应该是和李帕蒂的录音室录音音效差别不大的。但是可惜得很:由于当时所谓的“瑞士音乐家联盟”制定的法规规定:现场演出并且用于广播的那些录音,录音母带一定要在广播节目播送完之后的三个星期内全部彻底销毁,不得留任何备份(现在看来,这真是一个遭天杀的规定,不知道当初是谁提出这么变态的规定!)。因此,李帕蒂的如此珍贵的最后的两场音乐会(包括先前的8月23日与卡拉扬合作的莫扎特《第21钢琴协奏曲》那场演出)的录音母带,就这样被活生生地销毁,灰飞烟灭了。
但是EMI的制作人Legge并不死心,他想:你虽然把母带销毁了,但是当初这个录音是做了广播播出的,因此我就不信广播那天,全世界这么多音乐爱好者里没有人用自己的录音机把广播录下来。——于是李格和李帕蒂的夫人一起去广泛征集,后来还真让他们找到了由音乐爱好者用业余设备录下的广播信号的私人录音。
但是毕竟这已经是用收音机接收广播信号然后再录到磁带上的录音了,效果绝对比原始母带大打折扣。本来当时的广播就达不到开盘机的性能,再加上无线电传送途中还有很多干扰,最后还要用收音机来接收——因此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两场音乐会的收音机“录音”,你会发现音乐本身的效果糟糕之余,背噪还异常大,有的甚至还有很严重的“嗡嗡”声(收音机调频的时候听到的那种声音——这点在9月16号贝桑松这场独奏音乐会的唱片里尤其明显)。
到这里,喜欢李帕蒂演奏艺术的朋友肯定会为这两个现场录音的母带惨遭强行销毁而叹息不已。但这个不幸是已经发生了,是不可扭转的,人们可以做的(具体来讲是唱片公司)应该是要好好保存现存的李帕蒂的录音的所有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