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一战中的音乐家和艺术家
文/诺曼·莱布雷希特 译/盛韵

明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在这场战争中，音乐和艺术遭遇了怎样的震动，又是怎样作出回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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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谚可能会误导人。俄谚云，“枪炮讲话时，缪斯陷入沉默”，历史总体上驳斥了这一说法。战争能够刺激艺术家的创造性回应，也能刺激公众重塑对文化的信心。歌德、简·奥斯汀和贝多芬成名于拿破仑的征战年代，威尔第创作于意大利复兴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维克多·雨果生动地记录了 1871 年巴黎之围。书籍和音乐的销量在战时会增加。还能开张的剧院，总是满座。

大战却是个大例外。在全民动员、战壕惨状、百万人丧生的大悲恸中，艺术家似乎丧失了回应的能力。在 1914-1918 年间，没人写出一部常演歌剧，交响曲停滞，文学干涸。显赫的英语剧作家萧伯纳在《卖花女》（1913 年）和《心碎之屋》（1920 年）之间一部话剧也没写。德国最有名的小说家托马斯·曼在《威尼斯之死》（1912）和《魔山》（1924）之间一本小说也没出。最杰出的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除了一部浮夸的《阿尔卑斯交响曲》之外作品寥寥。西贝柳斯写了一部交响曲（《第五交响曲》），但因为错漏百出，他不得不在战后大改了两次。普契尼在意大利鲁卡涂鸦，马蒂斯在法国南部闭关。伊迪丝·沃顿当了义工，拉威尔开救护车，柯柯什卡在战斗中受重伤，拉赫玛尼诺夫自我放逐。画家马克斯·恩斯特被德军征召，他后来写道：“1914 年 8 月 1 日，马克斯·恩斯特死了。他于 1918 年 11 月 11 日复活，成为一个期望找到时代神话的年轻人。”

文化损失极为惨重。西班牙最成功的作曲家恩里克·格拉纳多斯（Enrique Granados）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首演后回家途中遭潜艇袭击，殒命大海。以画蓝色马著称的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朗茨·马克（Franz Marc）在凡尔登遇难。法国雕塑家亨利·戈蒂耶- 布尔泽斯卡（Henri Gaudier-Brzeska）死于诺伊维尔。英国短篇小说家萨基（Saki）倒在德国狙击手枪口下。

当时诗歌出奇地流行，这个现象很容易解释。你蹲在战壕里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一首诗；一本薄薄的诗集很容易放进军装口袋随身携带。战争对简洁诗句友善，对长篇大论冷酷。几乎十年中没有高质量的小说诞生，直到海明威、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雷马克出版了现实主义的前线小说。

在俄国，佳吉列夫芭蕾舞团停业，作曲家全体外迁。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从德国回到家乡，等待死亡。他的老师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在莫斯科受苦，染疾去世。斯特拉文斯基在瑞士挨饿，永远自私自利的普罗科菲耶夫在革命爆发时哀叹“我哪边也不是”。在英国，D.H.劳伦斯因为有个德国太太而饱受骚扰。他完成了《恋爱中的女人》，但直到 1920 年才得以出版。在苏克塞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恣意调情，而亨利·詹姆斯每天等着邮差上门三次，看有没有亲人挚友丧生的消息。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对失去亲朋无动于衷。德国方面，里尔克对“战争之神”的热情以及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的无拘无束的“喜悦”很快让位给施尼茨勒的“恐惧之上还有恐惧，不公之上还有不公，疯狂之上还有疯狂”。对于这位维也纳的顶尖剧作家而言，战争是一次巨大的“想象力的失败”。

施尼茨勒的仰慕者弗洛伊德从“一个骄傲的奥地利人”（通信，1914 年 7 月 26 日）转而阴沉地意识到“很明显科学已死，但人性死得更彻底”（通信，1914 年 11 月 25 日）。在巴黎，德彪西挣扎着想为圣塞巴斯蒂安的殉道写一出歌剧。“很奇怪，”他在人生最后一封信中写道，“3995 句台词里竟然没有什么实质。只有词语，词语……”

大战在四处导致的文化瘫痪，自中世纪以来尚无先例。导致这种冰川期的原因难以捉摸，而其后果持续影响。战争时代的文化反应和期待形成了一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战争（朝鲜、越南、伊拉克）中不断被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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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期显得尤为荒凉，因为它之前刚经历过现代主义的突破性发展。在大战爆发前的那十年，毕加索在巴黎经历了蓝色时期、粉色时期和立体派时期，德彪西完善了音乐表现主义的形式，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发明了超现实主义。

在圣彼得堡，佳吉列夫推动古典芭蕾变身进步的艺术，将音乐和设计界的人才收入麾下。1913 年 5 月，他的芭蕾公司在巴黎上演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将巴黎人震得人仰马翻，开启了音乐的难听时代，音乐史的重心从旋律移向了其他元素。音乐“危机”催生了多种解决方案。阿诺德·勋伯格将无调性合理化。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宣扬吵闹的未来主义。巴托克和柯达伊带着录音机器漫步于巴尔干半岛最遥远的地区，收集古老民谣的有机片段，作为新音乐形式的素材。

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冒险在 1914 年 8 月被一齐掐断了，这是大战对现代世界缔造者造成创伤程度的最清晰可见的指标。有些人将战争视为现代艺术之目的的压倒性失败。“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立体主义，”阿波利奈尔在 1915 年写道，“也就是说更多的现代观念，战争本不会爆发。”勋伯格在 42 岁时被送上前线，被一个军官质问他是否是“那个可怕的现代主义作曲家”。勋伯格耸耸肩，坦白承认了。“总得有人是吧，”他叹息道，“既然没有其他人愿意，我就出来承担。”与阿波利奈尔的失败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勋伯格相信大灾难会让现代主义更坚强，使之升华。

对于那些准备为某种理想奉献的人来说，有许多高薪的宣传性艺术可以选择。但当有良心的艺术家试图表达爱国心时，结果常常弄巧成拙。1914 年雅纳切克写了一首小提琴钢琴奏鸣曲，本意是要欢迎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战争，却令人伤感甚至催人泪下，埃尔加 1918 年的奏鸣曲亦如是。如果你问弗洛伊德，他会说这些艺术家失去了对潜意识的控制，或许也失去了对利比多的控制。

然而，在压倒性的集体无能中，尚有一些激情在。茨威格、罗曼·罗兰等作家发起了一场和平运动，尽管这会害他们因叛国罪搭上性命；前线作曲家为未来创作储备了大量噪音弹药。艺术家进行反思，重新定义。现代主义在停顿中转型。它不再是对旧秩序的直白反叛，而是获得了逻辑、尊严，一步一个脚印。战争中出现的现代主义更为散漫，但也更为强大，它代替了主流的晚期浪漫主义，预告了一个实验性的、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的时代。1919 年，蒙娜丽莎长了一撇小胡子。

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副产品之一就是艺术的全球化。在战壕中，打动德国艺术家的东西也会打动一个俄国人或是一个捷克人。东线的作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和西线的作家卡尔·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在战斗间歇如饥似渴地读书。楚克迈耶被一种陶醉感俘获，“一种无法遏止的对知识、文化、洞见、学问、理解力的饥渴我把军饷的一大部分用在买书上我着了魔似地读书”。难怪战事停止后，各种体裁的新作品喷薄而出，多到低迷的市场无法承受，一些作品在激情和死亡之间闪烁。“我渴望你，”匈牙利诗人科斯托拉尼写道，“正如生命渴望死亡。”一种新型非道德论正在酝酿成型。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和一个她不爱的同事结婚，并开始与另外两位偷情。“我以为这会像一次大清洗，”她解释道，“就像你去修道院的时候明白你将放弃自由。”

战争瓦解了社会关系的规范。1914-1918 的那一代人失去了道德基点，艺术既是避难所，也是指路灯。下一个十年被证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紧张也最高产的时代，其孕育能力得益于外部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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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很晚才参战。在外围战线的三年中，它勉强应付着本土娱乐，因为新技术的发展传播，美国有了留声机、默片、汽车，对飞行跃跃欲试。进口音乐缺席，混血的流行乐趁机生根发芽。爵士乐成了谈谈情跳跳舞的必备。等到美国参战，立刻控制了大众文化。

美国音乐的编年很引人注目。拉格泰姆音乐于 1918 年 2 月来到欧洲，西德尼·贝切（Sidney Bechet）次年来到伦敦，买了第一支高音萨克斯风，吸引到了瑞士大指挥恩斯特·安塞梅的注意，安塞梅盛赞贝切是“天才艺术家”。那一年的 11 月，安塞梅的朋友斯特拉文斯基开始写《钢琴拉格音乐》，而萨蒂和拉威尔还在切分奏鸣曲。

所有人都涌向电影院看新片，美式舞蹈和时尚建立了新的约会礼节。约瑟芬·贝克跳舞，贝西·史密斯唱歌，路易·阿姆斯特朗吹小号。战争结束时美国已露出未来多元文化的曙光，恩斯特·克热内克的黑人主角歌剧《容尼奏乐》中透露出一丝宽容，艾尔·乔森的《爵士歌手》可能更多。

在巴黎的美国人诞生了。三代美国作曲家——从阿伦·科普兰到内德·罗雷姆到菲利普·格拉斯，都专程去巴黎上纳迪娅·布朗热（Nadia Boulanger）的进阶学校。战后，海明威和他的朋友们无目的地游荡，在格特鲁德·斯泰因家找到了重心。艺术家沉迷于蒙帕纳斯的性感肮脏之中，正如科克托的妙语，“贫穷是一种奢侈”。种族主义、禁酒令和清教主义的回归，使大批年轻艺术家离开美国，于是美国文化在欧洲冉冉升起。美国艺术愈是席卷欧洲大陆，美国人就越要在欧洲身上寻找文化合法性。在好莱坞，最显赫的男明星是英国人，女明星是瑞典人。美国有声电影里更高级的是英国口音。

这些变迁和转型是一战带来的瘫痪和破坏的直接后果。这不光是过渡性的回应，而是提供了一种艺术应该如何回应战争的模板，即便在战争已经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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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格罗茨（George Grosz）在一战后画的那些咧着大嘴的怪人，变成了弗朗西斯·培根在二战后画的三个尖叫的教皇。雅·哈谢克《好兵帅克》里的无政府主义宿命论，在约瑟夫·海勒《第 22 条军规》里的尤索林身上重现。贝拉·巴托克的钢琴奏鸣曲里的排山倒海的音簇，要用整个前臂猛击键盘，预示了反越战的重金属扩音器和电影《现代启示录》。艺术对战争进行了毋庸置疑、恰如其分的回应。

从战壕里爬出来的勋伯格不再满意自由的无调性。他用严格的 12 音序列代替了无调性，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保证德国音乐在下个百年中的至高无上”。他的综合序列主义为安东·冯·韦伯恩所发展壮大，容纳了音程、力度变化和所有其他音乐元素，成为二战之后崛起的以皮埃尔·布列兹、施托克豪森和痛恨享受的达姆施塔特学派为代表的先锋派音乐的奠基标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美国，1939-1945  年间加州崛起了约翰·凯奇的虚无主义，为美国越战之后崛起的重复性极简主义提供了模板。艺术不再冷漠无感。

这是史上第一次战争中女人接过了男人的活，战后她们多数回归家庭生活，但在艺术界则不一样。露易丝·沃尔夫（Luise Wolff）继续执掌柏林爱乐乐团，妮内特·德瓦卢瓦创立了英国皇家芭蕾。可可·香奈儿想出了创立一个时装品牌的点子。女权主义学院派罗莎·卢森堡领导了柏林战后的共产主义革命。战争中出现的所有潮流里，男女平等是对未来的人际关系影响最为深远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女性知道该如何应对，第二轮她们也没有放弃胜利果实。社会对性少数的态度也软化了。同性恋在战后获得的自由是奥斯卡·王尔德所无法梦想的。诺埃尔·科沃德、让·科克托、卡罗尔·席曼诺夫斯基、塞缪尔·巴伯以及许多人都不再掩饰他们的性取向。大战为平等主义的茁壮成长扫清了障碍。

然而，100 年后的今天我们反思那些人物和事件，最引人注意的是当时的文化界及其政治同盟的圈子竟是那么那么小。布鲁姆斯伯里诗人鲁伯特·布鲁克因为被蚊子叮咬而感染，1915 年 4 月 23 日死在一艘驶往加里波利的法国医务船上。这不幸的消息传到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那里，当时他正躺在布鲁克 1911 年的情人伊丽莎白·凡·莱塞伯的床上。

纪德立刻给时任英国战争部第一海军军务大臣的丘吉尔写信，请求将布鲁克的战争诗歌翻译成法语。纪德肯定知道丘吉尔的私人秘书是爱德华·马什，他也是布鲁克的老情人，可能还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一战中的艺术和政治是自我互选的精英们的联合，他们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曾经放任的暴力肆意横行。



诺曼·莱布雷希特:著名古典音乐评论人、专栏作家 。十余本关于音乐的著作被翻译成13 种语言，其中包括全球热销的《大师神话》和《谁杀了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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