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之路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盛行的年代里，朝圣当是普通人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宗事项。虽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朝圣并不像穆斯林那样，作为“五功”之结是一生中必须履行的宗教责任，但不论是为俗世生计祈福解难，还是为心灵信仰筑牢堡垒，朝圣仍是基督徒们乐于实践的一种仪轨。当然，朝圣之事可大可小，时间可长可短，路途可远可近，到邻村去摸一摸曾流出泪水的显灵圣母像，到郡上的主教堂向早年教会烈士骨殖致礼，或是到异域名城去拜谒圣徒先贤遗物，都是积功善德、检视诚心的好事。当然，前往耶路撒冷，在圣城中沿着耶稣基督受难之路履级而上，回顾那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遥远瞬间，最后匍匐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骷髅地，触摸十字架在岩石上留下的臼坑，再去圣墓中亲吻曾停放基督肉身的石板，必然是往日欧洲很多基督徒一生向往的最大幸事。然而，前往圣城路途遥远，要有足够的盘缠和体力，再说中世纪期间圣城常为异教政权驻辖，在那种情况下穿疆越地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此圣城朝觐之旅并不是每一位欧洲基督子民在任何时候都能启步登程的。要不想想办法，搭上十字军东征的机会，举着白底红十字三角旗，跟在皇亲贵胄的铁靴马刺后，一路攻城掠地，削斫异端，搜括金银，直至凭借刀剑之利，在砍杀呼啸声中将十字军旗插上耶路撒冷城头，也算是为本教兴盛做了些贡献。但这样做似乎暴虐、血腥、贪婪的成份多了些，同基督的仁爱合众精神又有些个出入。算了吧，反正欧洲本土就有不少绝世圣迹，承载着诸多关于基督、圣母、使徒、圣人的奇功逸闻，珍藏着大量年代久远、品貌繁多的宗教圣品，值得人们暂且放下手中的活计，扎起行囊，戴上风帽，执着助杖，躬身往访。
        
历史上欧洲著名的朝圣线路大致有四条：一是前往罗马，朝拜基督教会“首任教皇”圣彼得（当时是罗马主教）之墓；二是前往科隆，瞻仰耶稣降生时“东方三王”的遗物；三是前往坎特伯雷，致礼1170年惨遭英王亨利二世麾下骑士屠戳的圣托马斯，即柏克特大主教；四是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祭奉十二使徒之一圣詹姆斯（中文亦译称圣雅各）的遗骸。这最后一条朝圣之路，虽非历史最久远，却是影响最广泛，脉络最复杂，设施最齐备，行众最庞大，而且延续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自公元9世纪传出在圣地亚哥附近小村中发现圣詹姆斯墓的消息以来，这个西班牙西北部加里西亚地区的山间小城就成为众多基督徒心往神驰的地方。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徒，彼时正面临着从南方汹汹而入、高举伊斯兰旗帜教的摩尔人兵戎威胁，更是将圣詹姆斯这位生前曾在半岛上传教的基督使徒奉为保护神，期望圣人承托起信徒的朝拜，冥冥中保佑半岛北部仅存的几个基督教小王国，能够安邦固土，兴旺强盛，抵御异族异教的侵袭和征服。十二世纪末叶，罗马教皇加里都斯二世命人编撰了一本指南，就前往圣地亚哥朝圣的各条道路、沿路为朝圣者提供宗教和生活服务的站点、旅途中的宗教仪式与诵经文本，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奇迹故事等等具以详细指示和说明。这条朝圣线路由是声名大振，此后近千年间，前往圣地亚哥的各条大道上信众不绝与旅，一年到头，无分寒暑，或三五成群，或单人独行，算下来总数怕是要以百万计了。于是人们相信，往昔那些朝圣前辈们在路上踏起滚滚征尘，尘埃浮上太空，凝筑胶合，便成为那聚汇万千星辰、横跨夜空东西、指向圣地所在的银河，而圣城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冠以“compostela”之名，意即“星宿之地”。近代科学观念与人文精神兴起，基督教对于欧洲社会生活的影响力逐步减弱，多数欧洲人不再持守中世纪的宗教理念和仪轨，徒步朝圣的人群日见萎缩，而且技术的进步和交通的便利也使得千里之遥的朝圣之旅不再漫长，到今天就只需要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了。尽管如此，每年仍有人会花上一两个月时间，按照古代的朝圣方式完成这段耗时且艰苦的行程，既便在战争岁月也不乏忠实的践路人。上世纪末，“圣地亚哥朝圣路”时来运转，先是在1987年被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命名为“欧洲文化之路”，其后于199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遗产”地位，藉此再度引发人们对它的兴趣和热情。如今每年都有近20万人徒步走完最后100公里或骑自行车完成最后200公里路段，以满足今天对于朝圣形式的基本要求，获得教会认可的“朝圣者”资格。
        
古时，前往圣地亚哥朝圣的人们，不论是从法兰西、英格兰、德意志或者意大利的某城某镇出发，大多要在半途中汇聚到今天法国境内的几个重要的中转站，这使得巴黎北部的圣雷米、勃艮第地区的韦兹莱、奥韦农地区的勒布伊、罗讷河谷的阿尔勒渐渐被看作圣地亚哥朝圣路的几个主要起点，这些城市大教堂前的广场上都有启始朝圣之旅的标记。从这几座城市出发，各条线路从不同方向跨过比利牛斯山脉后，便在西班牙境内的潘普洛拉交汇，再穿过布尔各斯、莱昂、阿斯托加等大大小小166座城镇和村庄，一路朝西500多公里，径直奔向圣地亚哥。今天，从潘普洛拉到圣地亚哥沿途仍有1800多所宗教和世俗建筑，它们与朝圣路有着历史或现实的联系，也造就了朝圣路的整体文化特征。由于朝圣史跨越千年，这些为朝圣者提供服务的建筑呈现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不同风貌，从早期罗曼式到成熟罗曼式，再到哥特式、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等，千变万化，多姿多样。莱昂是座大城市，朝圣路就在市中心雄伟的哥特式大教堂脚下蜿蜒而过，城里几家颇具规模的修道院和旧式旅店想必都是往日朝圣者聚首交谈、驻留盘桓的场所。离莱昂不远的维拉弗朗卡是山谷里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朝圣路曲曲弯弯地穿越田野、进入镇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进深不过十几米的罗曼式小教堂，那满缀花叶的门楣和怪脸突兀的柱头证明它的建筑年代比莱昂大教堂还要久远。教堂旁边坐落着一家极为简朴的乡村饭馆，看饭馆的招贴才发现这爿小店竟是专为朝圣者提供住宿的“驿馆”。沿着朝圣路有数百家这样的“驿馆”，不以赢利为目的，条件简朴，设备实用，收费极低，每晚只收几欧元，服务人员多是义工。但要住进这样的小店，必须持有在某些特定起始站发放的朝圣“护照”。如今迈上这条朝圣路的人大多应当是不喜欢嘈杂与奢华的，他们更愿意走进维拉弗朗卡小镇上这千余岁的老教堂，享受寂静中的沉思冥想，也更愿意在这家乡间小店里歇上一晚，睡个安稳觉，还颇能省几个钱。
      
对于行程紧张的旅游者来说，去趟圣地亚哥亦非难事，要么乘飞机直抵城郊机场，要么驾车横穿西国北疆，但这就很难体味前代朝圣者们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全凭人畜脚力前行的滋味了。行驶在公路上，不多远便会冒出标有“Camino de Santiago”（西语“通向圣地亚哥之路”）的大块蓝底白字路牌，高悬在路边显眼的位置，安慰着那些生怕走错路的驾车人。但路边还树立着一些不那么起眼的小块标牌，二尺见方，一人来高，上面也写着“Camino de Santiago”，同时绘着一个背包小人和黄色箭头，在“车族”看来颇有嘲弄讥讽之意，仿佛在说：“嗨！你们这些去圣地亚哥的家伙，真正的朝圣路在那儿呢。”循着箭头所指方向望去，那条“真路”隐藏在公路旁不远处的树林中、麦田里或草丛间，偶尔会在几棵果树后或是一片草坡上现出身形，依旧是那千年不变的黄土和碎石，不带任何现代工程的痕迹，宽窄也就够两个行人并肩交错，如果是两匹马或者驴儿撞上面，恐怕还要各自向路边让一让。偶尔能看到一两位走在路上的朝圣客，他们衣着行囊自是各式各样，但灰尘将所有颜色的鞋子一律染成了黄色。有的人戴着朝圣专用的翻沿帽，有的人还像老年间那样驻着行杖，但不是过去那种拐头上挂着水壶的旧样式，而是现代的健步助行杖。有的独行侠身边爱犬相随，倒也不担心寂寞。步行虽然辛苦，所幸西班牙境内这段朝圣路穿过的卡斯蒂里昂、阿斯图里亚等若干省区到处青山绿野，沃田翠岗，荫翳清凉，非常适于行旅。难怪此地是欧洲远古文明发祥地之一，数万年前已存人迹，如果不是环境优美，物产丰富，史前人类也不会选中这里繁衍生息。要是像西班牙南部那般干旱焦灼、赤日炎炎，行脚客跋涉在阳光下的阔野中，就成了煎锅里的火腿，只须片刻功夫便会出油变色。
        
说到朝圣路上的指示牌，就不能不讲讲那千多年来给予每一位朝圣者方向和信心的朝圣标志--加里西亚扇贝壳。相传公元44年圣詹姆斯在耶路撒冷被犹太希律王下令砍头后，他的遗体被基督徒偷偷运往他生前传教的伊比里亚半岛。当接近半岛西北海岸的时候，海上风浪大作，船只瞬间倾覆，踪迹皆无。但几天后，圣詹姆斯的遗体奇迹般出现在加里西亚海滩上，毫发无损，衣冠齐整，只是周身裹满了巴掌大小的扇贝壳，那光景就好像是这些贝壳把圣詹姆斯抬上岸，送还给他的信徒似的。关于贝壳还有许许多多的传说与故事，信讹难辨，也没有必要追根溯源，厘断究竟。有据可查的是，这些美丽的贝壳早年间被来到圣地亚哥的朝圣者拾起，一来用它饮水用餐颇为方便，二是带回家乡以为朝圣之信证。久而久之，贝壳便成了这条朝圣路乃至所有基督教朝圣路的正式标志。路牌上，酒幌上，店标上，路面上，广场上，墙沿上，贝壳真格是无处不在，就连后世雕塑的圣詹姆斯像也被不顾史实地在帽沿上安了一颗。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这扇贝壳的自然纹路竟与朝圣的人文图谱十分契合：伸向贝壳外沿的一根根扇翅最终汇聚在底端的扇轴上，来自全欧各地的一群群朝圣者最终汇聚在圣詹姆斯的墓前。当初在法国的韦兹莱、图尔、沙特尔参观当地著名的大教堂，在教堂门前的地面上发现一个铜制的贝壳，被行人的鞋底蹭得锃亮，那时并不知道它与千里之外的圣地亚哥有着这般密切的因缘，也不知道这些城市一度是朝圣路上的重要站点，曾经见证了无数朝圣者的匆匆行迹。
        
今天，圣地亚哥是加里西亚省府所在地，也如同大多数欧洲城市一样，有着摩登而杂乱的近郊。灰白的柏油路，闪烁的红绿灯，多彩的店家招牌，震颤的汽车马达，诱人的食肆香气，充盈并霸占着行人的感官世界。老城的边界也同其他城市一样，既模糊又清晰：城墙早就不在了，环城皆公路也；但公路这一侧是交杂凌乱、刷着各色墙漆的新建筑，另一侧则是高度相近、风格统一、祼露着石材原色的古旧房舍。走进老城，石块铺就的狭窄街巷一下子将嘈杂隔绝于外，将行人的视线引向幽暗的弄堂深处和被压缩成线型的天空。来到街道尽头，一个个小广场就似乐谱上的休止符，让并不匆匆的脚步稍作停歇。少不了抬眼打量一下这蓦然疏朗的空间，环顾一圈四周围熙熙攘攘的店铺，琢磨一番广场中心的喷泉或是立柱雕像。夸张一点说，圣地亚哥城里三步一个教堂，五步一个修道院，现存的门面大多是十九世纪以前修缮的遗物，装饰比较节制，点缀着雕像和花檐。这里不少教堂面向大街接迎信众，实际上却只是它身背后修道院或修女院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修院的规模大得惊人，坚实敞阔的楼宇围成四方院落，俨然一座教庭堡垒。如今这些修院大多被改造成酒店或办公楼，内部一应现代化设施，整洁、明朗又便利，让人只能从偶尔露出的石砖和穹窿身上想象此地曾经的庄重、幽邃和沉穆。如果下榻在离中心广场PRAZA DO OBRADOIRO不远的圣马丁修院，还能略略体会当年众多朝圣者在此寄宿的滋味，窗边的石座就是当年旅人就着天光阅读的地方，内置的玻璃窗外还保留着原来的木板窗，铸铁的老窗栓是一道设计精妙的锁封机关。
        
圣地亚哥的中心自然是那闻名遐尔的大教堂。教堂前广场教堂（PRAZA DO OBRADOIRO意思是“工匠广场”，用以纪念建造大教堂及广场其他方向的圣地亚哥大学、天主教王室驿馆、拉霍伊宫等建筑的工人们）是朝圣者及游人的汇集点，从各方入口延伸进来的几条石板路交合在广场中心，地面上一方石刻标示出朝圣路的终点“零公里”处，当然还少不了那颗一掌来大的贝壳标志。最终，不论是虔诚的朝圣者还是好奇的旅游客，不论是用了几小时、几天还是几个月的工夫，不论是经历风雨吹打还是轻松跨越行程，站在这方标记前，每个人都会长出一口气，将浑身的筋骨舒展，心头生起抵临目的地的喜悦和成就感。围绕在这方小小的石标旁的，是各个年龄、各种肤色、各类行装的人群，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和音调组合成一片纷杂中隐含着秩序的和声，他们相互致以笑容和问候，他们相互帮助拍照留念，他们相互打听着对方的国籍、家庭、伙伴、旅行的经历和感受。今天汇聚在圣地亚哥中心广场的人群，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边界，远远超出了宗教的疆界，也远远超出了朝圣的境界。往昔的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基督教所宣扬的人类普世友爱之情能够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今天，以超越教会传统规制和辖属的形式，在圣地中心的广场中央有番小小的体现。如果赶上哪年7月25日“圣詹姆斯日”是星期天，那年便是朝圣年，圣徒纪念日当天便会有数以万计的人们聚集在这个广场上，那种热烈、激悦、和睦、友善的景象又当予人另一番触动。在中国人看来，广场一侧拉霍伊宫屋顶上耸立着圣詹姆斯身着骑士装、手擎十字旗、砍杀异教徒的塑像，在今天这个时代似乎稍欠宽容，难免会引起某些人群的不悦。但考虑到那是历史遗迹和往日习俗，也就不必较真了。
        
抬头向大教堂望去，那西班牙欧元硬币上著名的双塔剪影兀立在湛蓝的天空下，崇高又亲切。那累积了近十个世纪修葺增饰的前立面记载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工艺和风格，雍容富丽，堂皇恢宏，是在欧洲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建筑景观。好像没什么人对这种间杂繁陈的跨时代堆砌提出批评，大概是因为长久以来人们对大教堂心存敬畏，对历史上诸多参与维修装潢的前辈工匠心存感激，而且天长日久看得习惯了，觉着那些累世叠加、重重添增的石材器件总体上并没有使这个前立面变得丑陋和庸俗。走进大教堂，能看到这座教堂的内部装饰从规模和豪华程度上讲，都无法与西班牙本国托莱多、塞维利亚等地的著名大教堂比肩，甚至还赶不上朝圣路上布尔各斯和莱昂的大教堂。然而此时此地，个头和噱头无关弘旨，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语，“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因为有了圣詹姆斯，圣地亚哥大教堂便具备了其他教堂无法匹敌的独特优势，犯不上和别人比身量、比富贵、比金银。大教堂穹顶之下的华盖圣龛上供奉着圣詹姆斯的王座像，人们可以顺着它身后的阶梯通道爬到头戴王冠、身披锦袍的圣像身后，在前来参加礼拜的人们众目睽睽之下，从背后张臂拥抱这位一派帝君气概的圣人。那可是每位朝圣者启程前日思夜想、一路上不辍期待的荣耀之举。大教堂地下墓穴里珍藏着金镶银饰的圣詹姆斯遗骨匣，在墓室前简朴的祈祷台上跪拜，做片刻的冥想和祈愿，曾是使多少朝圣者为之终生骄傲的神圣时刻。还有一桩朝圣者必须要做的事，便是赶在正午之前挤进大教堂，在长椅上寻个安稳的座位，参加圣地亚哥大主教为祝福朝圣者举行的弥撒。
        
来望弥撒的人多，西向的本堂和南北耳堂的长椅上坐得满满当当，但也就容得下一半教众，另一半就只好站在长椅两侧的回廊里。既然是天主教的弥撒，总少不了最初的进堂式，此处是由一名修女带领信众唱各段进堂咏，那位修女舒缓轻柔的领唱与堂内会众的齐声回应此起彼伏。随后的圣道礼仪是由圣地亚哥大主教主持的，他老人家鹤发童顔，精神矍铄，布道铿锵有力，激昂涌动，但这西班牙语的布道辞恐怕堂中不少外来人都听不懂。好在圣祭礼仪期间，一些重要的说辞由辅祭教士用英、法语重复诵念，保证多数信众都能准确跟上祭礼的程序，这大概也是在其他教堂里很少遇到的事情。圣地亚哥大教堂正午弥撒中最为特殊的一个环节，是领圣餐前的熏香仪式。在其他教堂，一般情况下，主祭者手持香炉，在本堂正中的走道里行个来回，摇摆手中的悬链，将炉中焚出的香烟撒向座中人群，让大家都能感受到那沁人心脾的乳香，洗涤胸中的浊气，在心里默默赞美基督的纯洁。但这里的熏香仪式并非如此，唱主角的不是主祭者，而是一只半人多高、体格硕大的银制香炉。据说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每次举行弥撒前就会重新装满香料，悬挂在从穹顶正中心直垂下来几十米长的一根粗绳上。开始熏香时，绳索的另一端穿过屋顶上的一个机械传动装置，落到离香炉不远处六七位身强力壮的教堂执事手中。香炉被点燃后，随着悠扬的圣歌响起，一位神甫沿着正南正北方向轻轻一推，这个看上去有几分粗笨的大块头便在半空中缓缓地摇摆起来。那几位执事经验老道，按照香炉摆动的节奏，瞅准机会，在关键的时刻或放松一把劲，或加拽一把力，拉得那炉子晃动幅度越来越大，向两翼甩出去越来越高。不多时，这只喷放着浓烈烟气的香炉就仿佛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随着绳索在金属轮毂中滑动的哗啦声，顺着南北耳堂在人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轻盈而敏捷，好几次像是要直冲到天花板上去了。刚才还低回沉静的圣歌此刻变得壮阔激扬，清丽高亢的男童和声飘浮在雄浑敦厚的管风琴音之上，不知不觉将众人的心神统统托举起来，与那飞舞的香炉一起，在神的空间里游弋、飘荡。赶上天晴时分，正午强烈的阳光从南墙高处的圆形玫瑰窗中直直地射进来，在浓疏浮游的烟云中明晃晃地劈出一条光的通道，径落在教堂中心的祭礼台前。而那香炉一次次地在这从天而降的光束中穿越，闪烁着耀眼的金属光芒。教堂中所有人的眼光，以及所有高举着的相机和手机，都跟随着大香炉的运动轨迹前后或左右摇摆，其中不乏被泪水浸成模糊的视线。对于所有不远万里来到圣殿瞻仰圣礼的人们，特别是对那些追奉古仪、栉风沐雨、披星戴月、亦步亦趋，靠双脚走完朝圣道路的信徒来说，这飞舞的香炉，这飘渺的烟薰，这清甜的香气，这瑰丽的阳光，这圣洁的歌声，无疑是圣詹姆斯对他们一片诚心和多日辛劳的接纳和慰藉，对他们一路上甚或一生中的忏悔、祈祷、祝愿、誓言的凿凿回应，也是圣人之灵向他们赐予真挚、坚毅、慈悲、宽容的信仰力量，为他们指引战胜罪恶、远离苦难、胸怀至善、走向天国的彩虹道路。有趣的是，从西面本堂看去，垂挂香炉的绳索左右摇摆，恰好是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贝壳图案，吊绳每一次不同高度的止摆停留便是那贝壳身上一道道的向心纵纹。这些纵纹最终汇聚到贝壳的一端，就是那教堂最高处的穹窿中心。如果说那只有形贝壳作为朝圣路的标志意味着来自欧洲各地的朝圣者最终聚集到圣地亚哥，那么这飞舞的大香炉绘出的无形贝壳是不是寓意着全世界天主信徒的最终归宿—基督的天国？
        
大教堂周围的几个小广场是旧城中最热闹的地方，有个大半天的时间就能逛个遍。想来古时候前来朝圣的外地人也不会在圣地亚哥盘桓许久，大约完成那几项必要的礼拜仪式后便启程返乡了，加利西亚人的好客与美食还是敌不过离家多日后的思乡之情。从西班牙、法国出发还算近了，如果是从今天的德国、荷兰出发，单程就要两三个月的时间，一来一回就要花上小半年的时间。有钱有闲的贵族富商还好说，可对普通人家来说，去圣地亚哥朝一次圣恐怕对营生、对家庭都会有些个影响，付出的代价不光是路费。诚然，抵临圣城、拜谒圣人能够给予每一位朝圣者无限的欣慰和喜悦，但这漫长且贵重的行旅也真算得上是一个庞大的先期投入。于是，再次面对人生中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用那么长时间的辛劳换取片刻的欢愉，值不值得？搜读一些关于朝圣的记载，发现前文提到的那四条欧洲境内的朝圣路早早就被教会承认具有独特的赎罪功能。也就是说，人们犯下不义之举，本当乖乖接受现世的惩罚并默默等待来世的审判，但如果能够完成一次朝圣，便可以得到教会的宽宥，使灵魂的罪责得到减除。这种宽恕甚至拓展到世俗法庭的辖域。今天比利时弗兰德斯地区的法院还保持这一传统，每年对一名本应收监坐牢的犯人做出如下指令：只要你每年步行去一趟圣地亚哥，就能保有人身自由，当然要跟着个法院指派的监护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朝圣带来的这种特殊价值，更多的朝圣者踏上征程并非为了赎罪，那他们又如何看待行旅之艰辛呢？再查阅一下过去人们对朝圣经历的描述和当代朝圣者网上论坛的言论，才知道真正用双脚走在这条路上，感受的并不都是疲惫和辛苦。
        
当一个人自愿或被迫放弃舒适的生活，远离他熟悉的环境，独自启程走向圣地亚哥的时候，在路上会发现许多平时不曾注意的事情：穿过乡村、市镇、旷野、荒坡、麦田、菜地、树林、湿地、雪山、海岸的时候，会不住地惊叹自然造化的美丽、旷达和宽宏，会深切地感到人对大自然的依赖、投契和融合；经受烈日、狂风、暴雨、冻雪、清霜侵袭的时候，会触发对暑热、寒冷、饥饿、疼痛、困倦等等各种肉体伤害的拼死抵抗，会自豪地发觉自己身体和精神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坚韧和顽强；抛却金钱、资产、地位、名气、荣誉的时候，会用更多的时间审视体内的灵魂，思考生命的意义，衡量生存的价值，挂念朋友和家庭，会变得日益沉着、内敛、淡薄、宽容、沉稳；接触数不清的路人、店主、贩夫、旅伴的时候，会用比平日里更加谦恭、和气、谨慎、的口气和态度去启动一段对话、交往甚至友谊，会欣慰地看到人性中善良、热情、怜悯、诚恳、信任竟占据如此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样看来，朝圣者一路上的身心付出远远抵不上体力与精神上的收获，而罪恶的忏悔救赎，心灵的洗礼净化，信仰的塑造和升华，更多地发生在朝圣的旅途上，在步伐和汗水中，在冥思与神游中，在交谈和感慨中，缓慢地积累、凝聚，而不是在抵达圣城中心广场骤然爆发，或在目睹香炉飞腾的那一刻醍醐顿悟。这大约是去圣地亚哥朝圣的真正魅力所在，也解释了为什么时至今日仍有人乐此不疲。
        
人生又何常不是如此？我们为自己设立各种长、中、短期的目标，为今世要获取的财富和地位设计着各种宏伟蓝图，也为一个月后的休假、一星期后购物或今天晚上的美食设定各式各样的规划，而每个目标的实现能够给我们或多或少地带来激动、愉快和满足。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阅历的丰富，达到目标时我们的兴奋程度一天天下降，达到目标前我们所做的付出却显得日益沉重。假如把我们的人生看作一条朝圣路，那这条路的终点无疑是死亡。虽然从神学和哲学的角度看，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坏事，我们不过是跨过了一道未知的门槛，从一定意义上说，死亡就是对自我的完全放弃及对神的终极朝拜，但对于中华文化的子弟来说，死亡仍然是一个莫大的避讳，我们很难将之与朝圣的终点等同。不论持哪种观念，为绝尘离世的一刻陪上今生百年的代价，看起来似乎并不高明。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心情放松，把眼光放开，把呼吸放匀，卸下追求目标给我们带来的身体压力和心灵包袱，以生命的围度去衡量当下的日子，在大自然的胸怀中找到个体的位置，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好我们应许的每一桩差事，善待我们遇到的每一个路人，珍惜我们每一份肉体与精神收益的价值，欣赏我们人生朝圣路上每一站的美丽风景，而不去执着于我们能否实现那些个预设的目标。那样我们的生活也许会变得更加充盈和美好。

深秋的老枫

那棵藏在深山里的老枫树，牵系着这十多年来莫名的惦念。

怀柔离北京不过六七十公里，从家中起身出发，车程顺的话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县城。下了高速公路拐进山区，再开十几分钟便到了XXX乡的XX村，一个离开主干道六里远、有上百户人家的“小”村子。穿过村子进入山谷，小心翼翼地沿着只有一车宽的水泥小路开到山谷尽头，又要七八分钟。余下便是坡度越来越大的土路，需要徒步半个多小时，才能爬到山谷西侧一座山梁的顶端。

那棵老枫树就长在这道山梁上地势最低的垭口旁，树下的小路通向山梁另一侧的另一个“小”村子。因为距离两边的村子都很远，上山的路不仅十分陡峭而且甚是崎岖，平日里满是碎石黄泥残枝落叶，到夏天还常常被两边的灌木野草掩盖，所以老枫树这地方鲜有人至。垭口对面的山坡上有一座输电线铁架，隔一段时间会有工人上来检修养护。然而过去十几年里，在树下也仅有两次遇到陌生人，包括一名带着任务上来的电力公司技术员。

有赖现代交通提供的便利，北京城里人只需花上两个小时，就能彻底逃离嘈杂热闹混乱拥挤的大都市，来到方圆数里寥无人迹的老枫树下，俯看两侧寂静辽阔的山谷，远望层层叠叠、黛影渐淡的燕山山脉。两个小时，恍如隔世。

这棵老枫怎么说也有上百年的树龄了。村里的大哥说，他爷爷说的，他的爷爷还没当爷爷的时候，这树爷爷就已经爷爷的老老粗了。如今这个老寿星，有着两个大人抱不拢的腰身，四面漫出的发达根系深深陷在山石和泥土中，头顶上半边树冠已经坏死，支愣出几根青白色的裸干，突兀且有些招摇地插向苍天。另一半树冠虽然算不上枝繁叶茂，但丛丛簇簇的五角叶片仍能掩映成荫，每当清风徐来，便如万千蝶舞，俯仰摇曳，绰约多姿，令人不禁喟然感慨，遥想他当初盛年华貌会是何等堂皇一副模样。然而可能这树爷爷现在最为得意的，是围绕着他高高低低地从地里钻出许许多多的树儿子、树孙子，都顶着一大片一大片的五角叶子，顺着山坡已经形成一小片枫林了。

华北地区常见这种元宝枫，树皮粗皴，树型朴实，高不过两三丈，叶片总也长不大，盖不满小孩子的手掌。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令人惊艳的色彩，到了深秋叶子颜色也只变成深绛淡紫，而后便枯黄掉落，从不见传说中烈焰般的赤红。这样一个说来十分平凡的物种，不知往昔何年何月从何里何乡悄然飘落在这远离尘世的山冈之巅，独自默默发芽扎根生长，成木成林成仙，渐渐蜕变脱型成一棵苍年古枫，而且是这周边山峦中唯一的一棵枫树。

    村里的老乡叫他“色（音师海切）树”。虽然树叶的颜色没有想象的那么艳丽，但到了秋天这棵树还是比其他树更加乍眼，离着老远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斑斓色泽，故而被冠了这么个算是贴切的花名。其实老乡们说起“色树”来，倒颇有几分尊崇和景仰呢。一是说他年纪大，村界内的山林里找不比他更年长的古树了。也就是说，他经历过的风云变幻比这片土地上包括人在内的其他任何生物都要多。对于这样一位见证了全村几辈人繁衍生息的“老族长”，本乡的原住民们总是揣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二是说他位置奇，生长在山顶高地，成天价沐浴日精月华，啜饮云浆天露，傲娇地俯瞰山岭两侧的谷地里平原上人来兽往，俗事辛劳，万物生灭。可他并不完全离群出世，还长年把守着连接远方人居的幽僻小径，为偶尔经过的行路人遮阳挡风。他就如同是一位在深山古寺里修行的“老方丈”，少不了被周围的乡亲们挂念着。三是说他身世迷，这方圆几十里的山地本来都被老栗树、老核桃树、老松树霸占着，而且越往越高处去乔木越稀少，剩下的都是些低矮丛生的荆棘灌木、艾芜荒草，怎么偏偏就横空里站出这么一位神采奕奕、卓尔不群、风雅古拙、老当益壮的乔木大老爷。离着人吧，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想要当面拜见还真得费一番周折。以前从村里进山只有土路，车子开不动，只能步行，走到老枫树下要四五个小时。曾经有喜爱枫树的加拿大人和日本人慕名结队而来，从山岭一侧的村庄出发，上山观赏老树，再下到另一侧的村子里，少说要走上八九个小时。这棵老枫树肯定是位“老神仙”，要不他打哪儿来的？

在村中留居最初几年，只是听老乡们一再念叨“色树”，自己多少次进山漫步都没能寻到他的所在。山道弯弯，九曲盘环，村民们描述方位的功夫又实在太差，照他们指的路总也找不到方向。几年后的一个深秋晴日，在谷地里随机选了一条土路向山上爬，草木衰枯，叶蔓凋零，到半山腰还能辨认出狭窄曲折、碎石松滑的小径，于是毫无目的地顺着山路一口气爬到山顶。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正喘着粗气庆幸登顶成功时，猛然间意识到矗立在面前的这棵安详沉稳孤寂的老树竟是几年间久觅无踪的“色树”。彼时秋气将尽，老枫的枝条上只挂着为数不多的焦黄叶片，在明晃晃的阳光下透出几分寒凉之意。

既然找到了路，此后每年每季都要去看他一次。老枫树也毫不吝啬，每次相见都赏给拜访者一份惊喜，有新芽初绽的娇羞，有枯枝卷扬的刚强，有雨珠轻点的泽润，有烈日荫蔽的清爽，有雾霭围拢的沉肃，有疾风鞭策的豪放。从来不重样儿。渐渐地，不知什么缘故，老枫树幻化成脑海中一个固定意象，一个带有玄妙意涵的特定概念。时不常地，无分昼夜，无论寒暑，无关忙闲，在会议中，在书桌前，在球场上，在被窝里，甚至在出差远行的高铁或飞机上，会突然想起他，神魂一下子飞将出去，越过时空间隔，降落在他身边。于是忘却了现实周遭存在，妄情地想象着他那时那刻的样子，他身边的风光景物，他个中的感受，是悲是喜，是乐是忧，是逍遥是寂寞，是沉思是放空……

于是过去这些年里，去看“色树”便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固定节目，甚至是颇为重要的一个仪式和礼拜。每每要与妻子提前商量，策划好周末的行程，休息日一大早带上欢天喜地的小狗子，一路欢歌驱车到山脚下，步履蹒跚但心情愉快地走完这段山路。小狗儿每逢登山最是兴奋，常常一下车便跑开去，四下里嗅寻新奇的物什，上山时也不愿跟主人走一条道，常常独自钻到树丛中，单辟出一条犬径来，最后倒总能同主人汇合一处。上上下下去过几次后，狗子也认识老枫树了，有时会撇下主人，颠儿不颠儿地早早蹿上山坡，趴在清凉的树荫里哈喘，等着主人上来喂水喂食。

    有几次在树下坐着，忽然冒出个念头来，既然与老树爷爷这么有缘，可不可以考虑肉体离开人世后将残渣埋在树下。哪怕是胡乱撒在树根周围，过一阵子被雨水打进泥土里，也算给这片枫树林添个肥，给老树仙做个伴，赚得他老人家的庇护。这个念头一度十分强烈，有一天与妻说起来要把这个愿望写在遗嘱里，找个负责任的律师将来完成这个并不困难的任务。只是要麻烦他爬这么大这么陡的一个山坡，还得说服知情的村里人不要嫌弃两个无儿无女的老人有这么个奇怪的遗愿。想起几十年后，能够终日依偎在老枫爷爷怀抱里，尽情享受阳光和清风洗礼，啜吮霜露雨雪，聆听虫吁鸟鸣，在寂静的寒夜中透过斑驳叶影，仰望月移星转，坐看四季交更，心里面就有无以言表、满满当当的幸福呢。

去年小狗重病不治，盛年离世，与妻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房东大哥帮忙，将狗狗的骨灰瓮埋在离村里土屋不远的山坡上，想着我们去看他或是他来找我们都更方便些，如果把他远远地寄托给老枫树，可能他会觉着孤单。小狗子生前就是个“窝里横”，外出遇到事儿总是一副没用的怂样儿，让他离家那么远他一定会害怕的。今年，那个死后寄身老枫的念头一下子变得虚幻飘渺沓然无望，完全失去了当年满溢着浪漫情怀的意义。而且最近一年也很少来看老枫树了。

又是一个深秋的晴日，比多年前第一次遇到老枫的那个秋日略略晦暗些，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叫做“雾霾”的翳障。秋收季节已经过去了，谷地里到处是一堆堆毛刺猬般的栗子果皮和踩上去沙沙作响的大片落叶。柿子树的叶子掉得最早，枝头上只剩下小灯笼般明晃晃的黄色柿果。栗子树、核桃树已经修剪过，树下横竖散落着半干半枯的细枝碎杈。往年老乡们会把剪下来的冗枝拣回家当柴烧，今年为减少排放乡里发了无烟煤，就没人来费力拾柴了。午后，日头高照，老乡们大都在家里打盹儿，山谷里不见人影，不闻人声。

沿着似曾相识的小路向上爬，去看一下久违的“色树”。似曾相识，是因为每一次走这条路，地上的泥迹、石块都有变化，路旁的草木、花果都是新样子。这山谷里的栗树、核桃树是老乡们赖以谋生的经济作物，种植、修整、砍伐、收获皆为生产活动，井然有序。原生的植物就只能自生自灭了，老乡们是不关心的，偶而山杏、山楂成熟时摘一些做成吃食。山桃、梨、苹果、黑枣、酸枣、黑莓等等，皆野生本种，果实性味酸涩，俱难入口。初春时节，这些果树五色花开，倒是一番活泼景象。入秋了，就只有黄色柿子、红色山楂、紫色黑枣挂满枝头，霜降后落满一地。

路边抢眼的还有各色山花。牵牛花从春天一直开到秋天，盛夏季节往往几十上百朵大喇叭齐刷刷张开嘴，浓淡粉紫聚成一片。秋后开的牵牛花个头小些，颜色也清淡些，花丛也疏朗些。京北山区菊科植物种类繁多，秋天正是它们绽显花姿的时节，大大小小，赤橙黄绿，有支愣愣单挑一个花头的，也有满天星般成一片的，有毛华，楔叶，苦荬，紫菀，旋复，甘菊……还有许许多多叫不上名的野生菊花，每隔三五步便钻出一丛，走上几分钟就遇见个新品种，够得上一个花展的水平了。在稍稍背阴的地方，还能遇到几株蓝铃花，翠生鲜亮的靛蓝颜色，娇嫩柔弱的钟型花冠，在四下里尽是枯枝败叶的背景中令人顿生怜爱。

虽然大多数阔叶乔木开始落叶，不少树冠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了，但山坡上远远近近的油松迎风傲立，生机勃发，绿意葱茏，一丛丛粗壮的松叶闪着亮光。比松树更招摇的，是枝头尚茂的黄栌。圆圆的叶片半赤半橙，映着阳光反射，明晃晃地耀眼，逆着阳光摇曳，琥珀般剔透明丽。柞栎的叶子比黄栌大些，边沿一弯三折，像是一把把黄绢摇扇。山茱萸的叶子一变色就掉落，但落叶大多水份充足，平整光滑，颜色艳丽，有如高原少女的青春红颊。茱萸叶散落在青石黄土的山路上，仿佛朱笔洒丹，星星点点，自成画意。那些在夏天曾经绿成一团无法分辨的椴树、栾树、香椿、白蜡、花楸、木犀、山荆子、鹅耳枥，因为落叶时节先后有别，叶色变化程度不同，此时显出了各自独特的面貌。

别以为只有植物来赶秋天的集市，小动物也不会缺席。大白天，传说中的野猪不大会现身，但红色脖颈、体态雍容的松鸡会冷不丁从不远的草丛里一飞冲天，扑喇喇拍打翅膀起飞－盘旋－着陆的动作看上去实在是有些笨拙。一路上，那些不知道身藏何处的山雀始终在啾啾鸣叫，倒是与脚下石砾滚动、叶片碎裂的响动构成一个奇妙的和声。山谷里有养蜂人，所以看到蜜蜂围绕山花盘旋并不奇怪，然而居然还有零零星星的蝇蛾蚊蚋不时从眼前掠过，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熬过秋夜寒凉的。这时节是看不到什么软体爬虫了，该蜕变的早已化蝶成蛾，该休眠的早已入地三尺，倒是甲壳小战士们依然操练不辍，而且看上去身强力壮、盔甲镫亮、步伐矫健，想必这一夏没少开荦进补。

虽然山谷里寥无人迹，但这些有生命的动植物不都是人的兄弟姐妹嘛，上山这一路丝毫不会感到孤独寂寞，反而觉得热闹非凡、喧嚣得很呢，就像是赶了一趟山里土著的集市。于是登山路变得不那么艰难，不那么漫长，额头上和脊梁沟里才泛出些许潮意，老枫就已出现在眼前。树爷爷他还是一副沉稳隽逸的神态，四下里伸出臂膀，迎接阳光，迎接风，迎接虫鸟，迎接人。树冠面积很大，罩住了周围一些低矮的小树，树下一侧的平地上有些大块的青石，形成一个台席兼备、清幽宁静的天然敞轩。坐在青石上，透过轻轻摇摆的枫叶仰望天空，回想当年与狗儿在此小憩的时光，忽然生出几分隔世相望的感觉，心中百味杂陈，酸楚与甜蜜交织。绕到老树的另一侧，本想远望一下西侧的山村，看看这半年多山下的景色有什么变化，不想树后突然闪出一条细细的山道，沿着山梁向南延伸开去，埋没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这么多年来看老枫，少说也有二三十次了，竟然从未发现树后在草木掩盖下还有一条小径。看路旁的痕迹，似乎是不久前上山维修电路的工人新踩出来的。

顺着这条新路竟然能走很远，而且始终是沿着山脊在峰顶上行进，东西两侧谷地里的风景尽收眼底。放眼西北，如黛远山层次分明，最远的山峰也真如古画中极淡的一抹墨痕。奇妙的是，山顶的植被形态与山谷中有很大区别，几乎没有成材的乔木，灌木荆棘也都低矮，视野中草木散布更加疏朗。然而此间植物的色彩更加富丽，线条更加匝密，层次更加繁复。在路旁任何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都能看到极为混搭的植物群落画面：一团干黄的龙须草上横贯着几根发白的苦荆条，上面挂着一两片宽大但已焦黄的栎树落叶，地里钻出的苋菜、蒲公英叶片边缘已经枯黑，靠近叶茎的地方还留有几分绿意，苣荬、艾蒿、野麦狭长的叶片干得打着卷，翻出灰白色的叶子背面，猫蓟的三叉叶子却正由绿变黄，变红，变紫。这纷繁交汇的线条、变化交融的色彩，令人想起梵高那几幅笔触刚劲、诸色混杂的自画像。

世间千百种色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都有其美学的价值。枯色亦是本色。秋色如此明艳夺目，还不是因为秋寒肃杀，百物凋零，然而在大片大片的衰草枯木中，生命之花以不是花朵的形式勃发绽放。

世间万事万物，宏大如山脉，细小如砬石，以及那些带着生命的，高大如老枫，卑小如毛菊，俱有其自在的空间，俱有其观照的意义。若不以人眼视之，无所谓优等劣等，亦无所谓优境劣境。老枫年逾百岁，嗣兴茂林，这是他的天命。路草刚刚发芽，便殒于羊齿，亦是他在此世的本命。

东君雍容，箕伯冲和，山林沉穆，松涛杳渺，艾香薰萦，天泪丝纤。独立深秋，峰头远望，个人个体之渺小及脆弱，无异于深秋时节山石缝隙里的野花稗草，虽然有时候也可以如蓝铃般很美艳，但是终逃不过天地轮回中一时一隅的宿命。然而每一个个体都是这宏大世界的成份、源起和征象，一而众，众而一，小中大，大中小。当个体与世界以某种形式扣指融合之际，又是如此伟岸，如此浩瀚，如此久远，以至不朽、不竭、不尽。

这样看来，没有必要为老枫树的命运担忧，也没有必要为个人与树爷爷的关系纠结。在这丰艳盛极的秋天，老枫拍打着自然的节律，吟唱着宇宙的诗篇，与山峰上下的万千草木相互应和，向过往百年曾经来到此世此间的生命过客诉说此时此刻这一维度空间内发生的事情，将不断流逝的瞬间固化在永久恒常的无限里，将个体的时空痕迹融化在超象的无知无形无影无灭的形格中。短中长，长中短，无中有，有中无。

深秋，老枫在，老枫不在。

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

    冈仁波齐，座落在西藏阿里地区的一个雪峰，尽管海拔只有6638米（也有6656米、6714米等说法，出处不同），却比青藏高原上很多7000米以上的山峰更加有名，而且据信迄今尚未有人登顶，或说尚未有人获准尝试登顶。作为雍仲苯教、藏传佛教、印度教、古耆那教等多个宗教认定的神山，作为诸多信徒认定的世界的中心、大地的肚脐、古教的发祥地、主神的居驻地，最好还是保留这座山峰人类出现以前的原始状态。

    从拉萨飞往阿里，透过舷窗可以远远望见冈仁波齐那金字塔形状的白色山锥。自从人有了腾云驾雾的能力，能够直视那些一个世纪前还是高不可攀、深不可及、密不透风的地方，原先这世间很多的神圣所在便逐渐失去了曾经维系数千年的神秘色彩。然而，神秘不过是一些人类未知未觉未解的思维集成及变异，并不构成某一事物的实际存在，也不代表某一信仰的本质特征。比如，在藏地佛教信众中盛传大师们闭修、虹化等各种神通，讲起来头头是道、啧啧称奇，佩服得五体投地。关于神通的故事充满神秘魔幻色彩，吸引俗众关注无可厚非，有些过度的渲染也属自然。然而，且不辩这些神通之真伪，仅就神通本身而言，其有无、其强弱、其多少从来都不是成佛的核心要素，亦不足以当作成佛的标记或度量。所以，即使冈仁波齐从人类视觉角度上看不再那么神秘，在信仰层面其崇高地位却并未因此受到减损，信徒们依旧对其至诚且无限地崇拜。

    2017年，一部名叫《冈仁波齐》的类故事片使得神山之形象、之名气、之神通煌煌然溢出宗教圈外，走进国内外千家万户，特别是引起很多坊间年轻人关注。围绕冈仁波齐转山这一教派仪轨或说教徒习俗忽然成为一时风尚，一些对有关宗教并不熟悉的人也在朋友圈中起誓，要绕着神山转一圈、十二圈甚至一百零八圈，以实现传说中不同圈数能够达到的洗罪、获赦、成佛等功效。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长年盘桓在内地城镇的登山菜鸟来说，去冈仁波齐转山并不是一个抬腿就走的旅程。如果休假时间不够充裕，就很有可能要面对如下挑战：

    第一天，从海拔几十米的北上广飞到海拔3600米的拉萨，初尝头晕目眩、脚下无根等高原反应的滋味；
    第二天，从拉萨飞到阿里，行车至神山脚下海拔4600米的塔尔钦镇下榻，克服气短、头痛、心慌等生理阻力，做好次日启程转山的准备；
    第三天，早早出发，步行21公里，抵达海拔5100米的中转站，在大风雨中大帐篷里大通铺上度过呼吸不畅、肠胃不适、睡眠不足的一夜；
    第四天，摸黑起身，爬过行程中最为艰难的6公里陡坡，跨越海拔5600多米的卓玛拉山口，连续数小时经历体力极限的考验，然后马不停蹄地走到晚上八九点，完成当天32公里路程回到塔尔钦。

    这一路上，不但要克服自身对海拔高度迅速提升的不适应，以坚定的意念补足体能的缺陷，鼓舞自己一步一步向前迈进，还要接受客观现实对高傲内心的揶揄，眼巴巴地看着一拨又一拨的藏族同胞展开轻松愉快的步伐，一个接一个地从身边超越过去，逐渐消失在前方的山路上，包括一帮又一帮常服便鞋、手转经轮的大爷大妈。唯一比自己前进速度慢的，是那些三步一跪、五体投地、一路叩长头的朝圣者。

很多藏地转山者确如电影中描述的那样，老老少少举家前来，而且不少人已经来过不止一次，每次过来也不只转一圈。

在内地菜鸟转到第二天离终点还有三公里的地方，一位明眸皓齿、英俊矫健且略显青涩的藏族小伙子从身后赶上来，热情地打个招呼。
    “大叔，你从哪儿来？”
    “北京。走了两天，有点走不动了。高反还挺厉害的。”
    “前面就到塔尔钦了，能看见了，不用着急。”
    “天黑前走到就行。你昨天几点出发的？”
    “我们今天早上五点出发的。我走得快，还有爷爷和叔叔一家，在后面。”
    “哦！哈！嗬！你们走的真快啊！我一天可走不下来。”
    “我们四天前来的，已经转了三圈了，每天一圈。”
    “这么厉害啊！转一圈才十三、四个小时。”
“最快的人九个小时就转一圈。”
“……，那可真是够快的。身体得多棒啊！”
“他们经常转的，习惯就好了。”
“是啊，那也得是年轻人吧。你多大了？”
    “二十一岁。”
    “我可能比你父母年纪还大，走不了那么快。你家在哪里？”
    “那曲。我们明天要回去了，家里有事。明年再来转。”
    “好，好，我走得慢，你先走吧。谢谢你啦。”
    “那我先走了，你慢慢走啊。”
藏族小伙儿摆摆手，和他的伙伴们一溜烟儿走远了，就像北京天桥附近的老住户一早儿一晚儿上天坛遛个弯儿。年轻的腿脚踏在砂石上，“咔咔咔”清脆作响，脚底板儿掀起的细尘飘扬到半空中，被身后的大城市菜鸟都吸到鼻子和肺叶里。

    在高海拔的地方长距离徒步，生理上的不适会引发一些心理上的变异。特别是在身体状态接近极限的时候，神智的紊乱会触动并揭露个体意识深藏的不自觉。

这一路，每逢上坡，哪怕只是一小段相对平缓的坡道，都会引发一阵类似酷暑中的狗喘。第二天早上向卓玛拉山口攀登的那三四公里，几乎全部是香山鬼见愁的坡度，走起来只能一步三喘，三步一停，五步一歇，那速度还赶不上草叶背面觅食的蜗牛。

或许是因为大脑极度缺氧，在一些陡峭坡段爬行时，人已经完全丧失的思维的能力，连回想些往昔的美好瞬间以缓解一下胸口的灼烧感和腿肚子的铅坠感的欲望都没有了。唯一能够意识到的只有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唯一能够看到的只有脚下一步之内的土地、泥沙和石块，唯一能够听到的只有喉咙口暴风般的喘息和急剧心跳冲击脑壳的轰鸣。虽然还没到天旋地转、TOTALLY BLACK OUT的地步，但是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感觉，天空、山峰、雪坡、岩石、苔藓、泥水、云气……围绕自己的一切物体都不停地向远处退去，向高处飞去，世间万物似乎都要离去了，人似乎要被这世界抛弃了。意识无法与外界交互，无法认知周遭的物象。那时节，居然不敢阖眼，因为一旦断绝视象，感官世界里就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了。

那时节，倒也没有什么畏惧，不觉得这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可能是心脏骤停的前兆，不觉得陷于感官孤独的自己有可能堕入黑暗的未知领域，因为脑海中实在是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是机械地、本能地、无目的地任由躯体重复一个又一个抬腿前行的动作。那时节，也不敢停下来，似乎潜意识里回响着一个古老的告诫，必须不间断不停歇不犹豫地走下去，一旦止步就会迎来永远的终结。

朋友中有不少古典音乐爱好者，经常提到在青藏高原旅行时不断触发的音乐遐思。有位大侠曾经面对云雾缭绕的雪峰用车载音响大声播放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当音乐高潮来临时，山峰上居然云开雾散，金顶现身，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当地人看到都惊叹不已。大侠当时之激动、之感慨、之得意，可想而知。但是在接近卓玛拉山口、仰望从神山峰顶倾泻下来的冰川时，耳边可就没有什么布鲁克纳了。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浩渺烟波，云蒸霞蔚，已然尽从感官世界里消失了。存留在肉体上的只是一种无痛的挣扎，仿佛将躯壳放在燔祭台上灸烤，皮肉的灼烧已经融化在魂魄的游移中了。

就在此时此刻，不远处几位藏族男女一边循着山道向上攀登，一边高声唱起藏族民歌。高亢的嗓音，绵长的呼吸，婉转的旋律，在空旷的山谷间飘荡。他们竟还有裕如的体力对着神山忘情地歌唱，而山坡上的汉族人、印度人、欧美人，都是一副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只有听的份儿了。这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将行路人从恍惚和懵懂中召唤醒来，从黑白两色的超觉世界拉回到七彩斑斓的现实当下，给一个个疲惫不堪的身体注入动能，鼓足大家似乎已近干涸的气力和耐性，牵引着每位登山者沿着歌声投下的无形绳索继续向上攀援。

在卓玛拉山口两侧，巨大的经幡阵沿着山梁铺蔓开去，代表蓝天、白云、赤焰、绿水、黄土的五色彩绸严严实实地遮蔽了黢暗灰黄的重重山岩。阵阵山风袭来，幡页飘卷如浪，绸巾啪啪作响，原本荒蛮枯涸的高原峰岭忽然充满了人间生气。激动不已的印度人点燃大块香料，高声吟诵来自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祈祷辞，一股股呛鼻的浓烟裹着咿咿啊啊的喉音直冲上去，消散在从山腰泻向人们头顶的云雾中。

从山口向下的几公里，同样充满挑战。向上爬是胸口疼，向下走是膝盖痛。上行的人，心中满满地装着憧憬和希望，期待着创造一个个人生纪录，即使像在通往卓玛拉山口的路途中那样，一时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能力，只要脑子里还记着确定的目标，只要身体上还有些基本的动能，便能够忽略肌肉的苦痛，蔑视心肺的煎熬，忘却性命的风险，不顾一切、不计后果、不带理智地向前行进。下行的人，满怀着达致目标的喜悦和成就感，身体上下意识地有所放松和懈怠，却不得不面对归途的遥远和崎岖，不得不为上行过程中超常的体力支付偿债，忍受种种肌肉酸痛、筋腱抽搐、关节卡壳、皮肤磨损。特别是陡坡湿滑，每一步必须将前脚着着实实地踩死，再抬起后脚，还要依靠手上的登山杖，形成稳固的三角支撑。否则一旦失足，便可能是几十米的垂直跌落，保得住性命也保不住骨头。要用几个小时，才能安全地下到山口另一侧的平坡，才开始有闲余的心情观察山道旁的风物景致。

    这53公里的环路上，除了大大小小的玛尼堆、幡经阵，还有传说中诸教先辈高人留下的神行印迹，藏族同胞多是要上前拜一拜、摸一摸。对于不识藏文又缺乏当地宗教知识的外来人，这些圣迹多少有些陌生。但是当那些不怕人的小鸟围着一堆传说有神迹的岩石转来转去不肯飞走时，外人也会惊奇于此地万物生灵的亲近与和睦。当路边的土拨鼠钻出洞来，骄傲地呲着两个大门牙快乐地咀嚼马粪球的时候，行人便远远地从路上绕开去，免得打扰这些个头不小的土著居民，让他们吃个痛快。当那些可爱的龙胆、马蔺、紫菁、青兰怯生生地开放在经文石堆旁，与大块砬石上镌刻的五彩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相互依偎、相互呼应，没有路客忍心将它们采下，抹去这高寒地带大片灰黄色荒坡上的天然靓彩。

从神山峰顶的雪盖和冰川上，融水集流成溪，向四周的谷地倾泻而下，滑过陡壁就形成高高低低的瀑布，流进洼地就汇成大大小小的海子。卓玛拉山口东侧，相隔不远，有一个澄蓝镜天的海子，有一个凝玉冻脂的冰湖，相传是空行母的两面镜子。但是两个海子四周危岩高耸，怪石嶙峋，云雾缭绕，寒气袭人，看上去并不是宜人乐生的所在，令登山客不由得生出几分敬畏。东西两段平路上不时有溪水穿过，水流小的垫几块石头就能过去。有些地方水大，青黑的水流卷着白浪花，哗哗作响，平地里冲出一道大沟将道路截断，必须搭桥才能通过。这可都是天上水，洁净甘甜，冰凉沁心，也算是天赐的补给，背包客尽可减少负重，走不多远就能灌满水瓶。

这一路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扎西德勒”，藏语的“吉祥如意”。索不相识但迎面相逢的藏族转山客，离得三五步时必然互致问候，还要配以向外划半圈的祝福手势。藏族见到对面过来的汉族山客，小伙子们会热情主动地打招呼，老人家和妇女们有些会稍作迟疑。如果汉族山客此时主动先喊“扎西德勒”，对面不论男女老少，一定会抱以灿烂的笑容和响亮的问候。这简简单单的四个音节，来自藏区不同地方的藏族同胞受本乡方言影响，也能演绎成五花八门的音韵。“扎西”二字差别倒不是很大，“德勒”二字有人说成“德累”，有人说成“达累”，多数人把重音落在“德”上，但也有人在“勒”上发力，甩个长长的拖腔，像是老北京的吆喝，带着浓浓的人情味道和乡土气息。

    之所以转山客们会迎面相逢，倒不是因为大家转山线路不同，而是因为各自行进方向有异。据说信仰佛教的藏民沿顺时针方向转山，信仰苯教的藏民沿逆时针方向转山。从登山的角度讲，沿顺时针方向转山更加合理，因为从塔尔钦向西进入环路，到神山北侧攀登卓玛拉山口的坡度相对较缓，翻越山口后下山路虽然陡峭，总比向上爬来得轻松些。逆时针上山，向卓玛拉山口攀登那三公里大上坡实在艰苦。所以非藏族的外来转山客绝大多数走顺时针这条路。从教派的角度说，苯教的万字符swastika是逆时针转的，同北半球漩涡水流方向是一致的（科学解释是科里奥利力的作用使然），可能要顺应这个大自然的方向指示完成转山这个宗教仪式才合规矩、合规律，而不能只顾考量路途的难度和坡度。

    说到苯教，因为缺乏了解，曾经一度无端地把汉字“苯”跟“笨”联想到一起，以为苯教就是一种“笨笨”的原始宗教，是早期藏地先民对自然界各种可解及不可解事物和事理的初始崇拜，粗糙且怪戾。但从拉萨开始，勤奋、诙谐、开朗的导游强巴小哥一路上兴致勃勃、不厌其烦地进行宣教，解惑答疑，说明远古时代出现在阿里高原上的象雄王国如何与苯教相伴相生，又如何在公元七世纪被吐蕃王国与佛教的政教组合占了上风。最有意思的是他讲苯教向藏区以外传播的故事。照强巴的说法，苯教从阿里地区兴起、生发、完满后，便像雪峰上的云气一样从高原上倾溢而下，四方传扬。向北一路，一直传播到今天的西伯利亚，所以历史上革末革曷、女真等东北方向诸多游牧民族奉行的萨满教就是苯教的后续变种。说不定美洲印第安人的原始宗教也与苯教有关。

    苯教向南传播又有另一番故事。苯教自己讲，苯教创始人敦巴辛饶米沃在一万三千年前创立苯教。学者们相信，大约在距今3800年左右，敦巴辛饶米沃总结提炼升华了流传在阿里高原地区的原始宗教，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制度化，建立了今天学界认可的雍仲苯教。因此，冈仁波齐和玛旁雍措一带被认为是雍仲苯教的初创地。苯教主张万物有灵，众生平等，多重世界。这种思想很有可能通过某种路径传播到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印度地区，在公元前七到五世纪对支持种姓制度、将众生分成三六九等的婆罗门教思想产生某种冲击，并激发了净饭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的某些智慧思考。其实佛祖也不是第一个对婆罗门教义进行反思反省反诘的智者，耆那教的第二十四祖筏驮摩那还要早他一百多年。

    我们传统上认定，佛教思想创始于印度，于公元六至七世纪进入藏地，经过前弘期和始于十世纪末的后弘期，与土生土长的苯教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与融合，逐渐形成富有藏地特色的藏传佛教。汉地引入佛教以及随后的教义教派演变则更是后来的事了。如是，则关于中国佛教，必是外来思想为纲为源，本地理念为属为佐。然而，如果我们能够认定，在佛教诞生时代的南亚次大陆上，各种思潮曾受到更早时期藏地观念的影响，并且佛教核心理念的形成曾汲取苯教思想的智慧精华，则东方文明的滥觞、思想的传播、文化的源起就有了一个不同的历史路径。即，东亚地区意识形态的早期高地是在被称作世界屋脊之屋脊的阿里地区。

“冈仁波齐”是由藏语“冈”和“仁波切”两个词组成，前者意思是雪，后者是珍宝。神山南侧的圣湖“玛旁雍错”，“玛旁”是不败、无不胜的意思，“雍”是绿松石，“错”是湖，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碧玉之湖”。根据雍仲苯教经典《象雄大藏经》记载，玛旁雍错是四大河水之源，东为马泉河，南为孔雀河，西为象泉河，北为狮泉河。虽然这四条河分别汇入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等大河干流，最终都流进印度洋，但从阿里地区局部看却分别流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完全颠覆了内地传统教育关于青藏高原“大河向东流”思维定式。古代象雄人将圣湖看作世界水系的源头，将神山圣湖看作世界的中心，是自然而然的直观结论。

前往玛旁雍错观景点的路上，远远望见一大片蓝黑色的云团半空悬挂在湖心之上，青灰色的雨帘像把大刷子扫过湖面。所幸这圣湖实在是大得很，那团水云也不怎么移动，一行人到了湖边也没得到天霖眷顾。湖岸上，一队印度朝圣者围着白烟升腾的篝火，敲着大大小小的皮鼓，唱着似曾相识的经曲，扭着衣着鲜亮的身躯，表达男女老少乡亲朋友们不远万里、长途旅行来到圣湖的喜悦，祈祷他们信仰的驻锡于此地的诸神庇佑。

环湖无山也，因此看上去转圣湖可能不会像转神山那样带来体力上的艰巨挑战。靠近岸边的浅水区生长着密密匝匝的水生植物，岸上绿油油的草丛里开着各色小花，湖上吹来一阵阵清凉湿润的和风，这里似乎是高原地区难得的一隅宜人悦人的角落，难怪印度客人们面对美景如此陶醉，如此忘情，如此兴奋。

然而若想看到神山雪峰倒映在圣湖水面上的标志性美景，就要绕到玛旁雍错南侧的观景点，途中要经过拉昂错。在玛旁雍错西侧，是体量大致减半的拉昂错。两湖虽然只有一堤之隔，但是个性天壤之别，声名落差极大。玛旁雍错水质清甜，天赐甘露，滋养众生，拉昂错水质咸涩，不饮牛羊，不生草木。前者是各路信众心向往之、常年朝拜的“圣湖”，后者是久以恶名昭世、众人怯之的“鬼湖”。虽说以教义论，邪恶相生，以逻辑论，正反共存，“鬼湖”作为一个实体、一个名称、一个概念，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与“圣湖”在多重意义上形成二元对立统一，但一心朝圣求福的人大多还是敬而远之，所谓趋利避害，少找麻烦。

司机扎西和导游强巴都是年轻人，天真烂漫，无所顾忌，于是大家驱车向南去找最佳观景点。途中穿越两湖之间的沙堤，扎西便将车子停在拉昂错的砂石岸上，人下车，步行几百米走向“鬼湖”。越靠近拉昂错岸边，生命迹象越稀少，连野草也难得见到一丛。是日无风无雨，日朗云疏，越向前走，视界中的物象越接近静止，观察不到自身之外任何物体在飘移、浮游或震颤。一脚深一脚浅地前行，踩踏砂石的声响清脆明晰，伴着人体运动自带的风声。然而最后一步走到岸边，驻足抬眼，凝望蓝中带青的辽阔水面，远眺据说是湿婆之妻喜马拉雅女神帕尔瓦蒂驻地的纳木纳尼峰，周遭却如大幕垂落般倏然安静了下来。

    这安静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如此决绝，比眼前壮阔的风景更加震撼人心。令人神智变得异常惊警，感官变得异常敏锐，指尖发痒，脚心发热。令人生出莫名的畏惧，仿佛置身无边的黑洞，尽管这是曜日晴晌、明云高悬的大白天。令人想起零下－273.15度，绝对零度。分子失去了动能势能，粒子不再有任何运动。

    王维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下流”可谓静谧之致，从文学技巧上讲，是以有声之象达无声之境。但从物理学角度看，那情境并不是绝对的静，即使没有流水的清音，月光落在松林上尚有一丝震颤呢。都市人躲到乡下去求清静，在万籁俱寂的晴夜仰望星空，以为除了流星之外一切都安息了，但村里尚有机警的小狗小猫和伺机觅食求偶的虫蛙鼠鼬呢。就是说，在许多我们以为已经是极为寂静的瞬间，如果仔细地听，耳界里仍然会有十分丰富的声音讯息。

    面对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连绵雪峰下波浪不兴、云影笃定、生命无踪的拉昂错，再一次支愣起耳朵去寻找细丝纤毫的响动，努力否定意识中自以为然的静寂，排除想象中自然界物理振动的消失。然而，这种寻找竟然是徒劳的。不论如何努力，竟然听不到任何声音。甚至连心跳声都消失了。在听觉的界域中，一切进入“空”的状态。

    最为感慨继而感到可怕的是，在听觉入“空”的时刻，视觉的界域中却是山光水云、青白红紫、长短方圆、纵横欹正，满满当当、凿凿实实的各种元素，证明身边的世界充斥着物质存在，而且是此前无从领略的动人心魄的辽阔宏大之存在。证明此时个体的主观观照是如此的积极、旺盛，对于客体诸相的反射和思辩片刻不曾停歇。一方面是绝寂，另外几方面却是超常的充盈。所谓“空”乃“虚有”，“无”非“绝生”，斯时即矣。

    对于一直迷恋音乐声响的人来说，此时此刻的“绝寂”，与巴赫大无萨拉班德这浅吟低唱、贝多芬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之终曲和弦、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之长句轰鸣、施特劳斯最后四首歌之长笛告别，同样意义丰富、悸动人心，甚至更胜于各个音符及乐思之集合。长久伫立，面对“绝寂”，结果竟是精神的崩溃。躯壳尚在，意识却已飘离。身形尤立，神智完全倒伏。最后打破静寂的，是crescendo至不可抑制的鼻息。

    拉昂错真是玛旁雍错的好姐妹。从圣湖岸边到鬼湖岸边，竟如同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面对当下的种种对立，神山VS圣湖，玛旁雍错VS拉昂错，人VS自然，意识VS躯体，个体灵魂VS无垠世界，转山之艰辛VS湖畔之惬意，生计之忙乱VS幽居之闲适，人生之无序VS世界之法度，重新认识无VS有，虚VS实，空VS满，近VS远，动VS静，可知VS不可知，可及VS不可及，崇高VS庸俗，澄明VS浑沌，流变VS陈腐，永恒VS幻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诚惶诚恐，大彻大悟，服膺于造物之博大与缜密，陈醉于先哲高贤诸般大智慧。万事万物皆因其对立之存在而存在，因对立而具有实际意义，因对立而实现融合统一。如是，甘苦本是一体，人生何苦之有？

好文笔，拜读了，享受。

国贸三期

    2018年秋天，“中国尊”还未竣工，国贸三期Ａ座暂时还是北京城里市民可以到访的最高建筑，80层上面的楼顶平台还是俯瞰北京的最佳地点。

虽然飞机在首都机场起飞或降落时乘客也能够从东向西鸟瞰北京城区，但由于视角倾角太大，距离也远，很多建筑和街道很难看得真切。而且在城市中心最高点向四周俯视，一一辨认平时从地面仰视的各区域标志性建筑，很容易生出“一览众山小”、“江山如此多娇”的豪迈情怀。

从国贸三期楼顶上向下看，长安街及东西沿长线一路绵延，横穿都市，最显眼也最气派。道路两旁的新老知名建筑就像古代拱卫皇家墓道的石人石兽，簇拥着大道上那些仿佛甲壳虫一般缓缓爬行的各色车辆。故宫金瓦瓦的一大片屋顶压在红灿灿的一大片宫墙上，其间点缀着绿油油的一大片古树，是这座大体上灰乎乎一大片的城市中最乍眼的一抹鲜艳亮色。

国贸中心、中央电视台等等CBD区域内的高大建筑，因为距离国贸三期近，又比国贸三期矮，这时感觉它们就像长在腿肚子边上似的。“中国尊”高出国贸三期近两百米，仿佛大个子姚明立在身边，他的存在就给人压力。反倒是远处在城市边际线上冒出头的高层建筑此时比较抢眼，特别是圆头圆脑的望京SOHO，造型前卫的中央公园广场，一柱擎天的电视塔，五颗长脚图钉般的奥林匹克纪念塔。

虽然近年北京开始严格控制建设指标，城市边缘的扩展速度将逐渐放缓，但是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开发，北京城区这个“煎饼”已经被摊大了十几倍，人口在短期内爆发增长、高层建筑高度密集的城市形态带来各种“城市病”，已经使这座城市变得面目可憎，宜居性不断降低。

2018年11月15日，北京市政府机关搬到了通州。曾经遥远的直隶小县如今与明清皇城连成了一体。首都城区的边界忽然向东扩展了二十公里。这样，CBD摇身一变，竟成了今日北京的地理中心。远远看去，CBD就像一座当代人用钢筋水泥堆起来的“新景山”。“中国尊”高高在上，当仁不让地成为新时代之“万春亭”。西侧，国贸三期Ａ座和Ｂ座，可以担起“辑芳亭”、“富览亭”的角色，但东侧尚缺少明显的“观妙亭”和“周赏亭”。

纽约曼哈顿岛上摩天大楼鳞次栉比，是世界上高层建筑最密集的区域，甚至有人说曼哈顿是一座“悬在半空中的城市”，平时行走在地面上的人口只有全岛人口的百分之一。如果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从拉瓜迪亚机场进城，在公路上远眺曼哈顿，看到的就是一片黑乎乎的水泥山，只不过这座大山的天际线直愣直角，不是自然的弯曲弧线。其实曼哈顿全岛面积也就60平方公里出头，大致相当于北京旧城也就是二环以内的地盘。

美国大城市，比如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都有不少高层建筑，但体量无法与纽约相比。而欧洲大都市，比如伦敦、巴黎、柏林、罗马，就没有那么多摩天大楼“扎堆儿”了。与曼哈顿相比，伦敦城也就算巴掌大块地儿吧。巴黎市区除了拉德芳斯区那几栋高楼，城里“冒尖儿”的只有埃菲尔铁塔和备受巴黎市民诟病的“咖啡大厦”。

日本东京首都圈人口3700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号称全球第一大都会区。单讲东京都，人口大约1350万，分布在2215平方公里的城市区域内。从市政厅大楼顶层俯看东京全貌，地表两三层高的小型楼房铺得密密实实、满满当当，从楼下近处一直延展到遥远的海岸线和山脚下。真正大体量的高层建筑数量并不多。据说东京地面上绝大多数土地归私人所有，地主们看菜下饭，按照地块大小设计建造自己的住宅或是办公楼。要想在东京清理出面积较大的一块地盖高楼非常困难，有的开发商要努力三十年才能说服所有地主们搬迁。墨西哥城近郊是漫山遍野一眼不到边的平房区，那景象与东京颇有相似之处，但在这些区域居住的大多是贫困人群，建设缺乏规划，市政服务匮乏，生活环境比起东京矮楼区来差距悬殊。

今天，北京城八区人口数量与东京都相当，但占地面积只有东京都一半多一点儿。也就是说，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要比东京高出近一倍。依此推之，在北京，有比东京比例更大的市民平时不得不生活在高层建筑“半空”中。再推之，在北京，存在着比纽约面积更大、分布更广的高层建筑群，虽然看上去北京的摩天大楼集束气势不敌曼哈顿，很多建筑从单体高度和容积上算也存在差距。

眼望着从东方平原上隆起，直冲到西山脚下的当代京城，不禁回忆起童年时代那个尚未扩展到三环、只有百万居民的首都北京，不禁联想到那个曾经被圈禁在48华里明代城墙以内的古老帝都。

上个世纪初，北京的最高观景点曾经是景山。在老北京的中轴线上，皇城范围内的主要建筑，如承天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殿、乾清宫、神武门，高度都不超过40米。那时北京城里的大个子是正阳门楼、鼓楼和钟楼，高度依次为43米、46米和47米。可是普通人一般总不能站到人家房顶上去吧，所以海拔45米多的景山万春亭就成了环望京城的最高、最中心、最理想的位置。当然在王朝时代，普通人一般也没机会涉足于这一皇家禁地。

明清两朝，京城的建筑格局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理念和规矩。皇帝上承天祚，下御万民，当仁不让地被拥戴为此岸世界的核心。对于都城建设来说，在长安、洛阳、汴梁都未能实现的以绝对对称布局体现核心至高无上地位的想法，终于在中央集权意识达到鼎盛的十五世纪初在北京实现了。然而，在明初九门京城（内城）的设计中，城市的几何中心落在了神武门附近。十六世纪增建外城后，中轴线的中心点又南移至天安门附近，始终没有落在金銮殿皇帝宝座上，这倒是一个颇费理解的事情。同样喜欢标榜自我中心但是在差不多明朝亡国时才登基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喜欢对称式建筑，他把自己的卧室甚至御榻置于凡尔塞宫的中心点上，每天早上一睁开眼行起床礼时便沉浸在“朕即国家”的自足和喜悦中。好象明清两朝历代帝后倒是很少愿意长期住在乾清宫的。

虽然皇帝宝座不在京城的绝对几何中心上，但这并不妨碍中华帝都通过城市建筑布局彰显皇帝陛下的崇高地位和无上权威。明代时，北京地处国土北疆，上京或履行公务或私询家访的外地人员大多来自京城以南的地方。到清代，由于禁封关外龙兴之地，北京以北仍然人烟稀少，北京周边的交通网络仍然集中在南向和东向地区。考虑到两朝交通设施状况，当时官民上京，最为便利的应当是坐船沿大运河北上，到通州上岸换乘旱地车马，沿着三十华里朝阳路向西行进，穿过商铺林立、熙熙攘攘的朝外关厢，从朝阳门进入京城。

然而，从京城的整体格局看，早先的设计者极有可能将外埠人员进京路线定在正南，特别是针对入京就职的本朝官员和来京朝贺的外国使节。假如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不是被安排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而是按照朝贡礼仪要求进入紫禁城面圣的话，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一幅何等庄严且有趣的场景。

姑且把马戛尔尼进京朝见乾隆帝的行程安排在一天时间里，姑且把他的行程起点安排在京城以南的南苑行宫。乔治伯爵大人天不亮就起床梳洗打扮，穿上英国贵族华丽的服装，裹紧小腿上的长袜，戴上令当年中国人目瞪口呆又忍俊不禁的峨冠假发，同随从们一道，在大清礼部官员引导下乘坐马车向皇城进发。天色幽暗，星月尚明，南苑北门也就是大红门还显不出鲜艳色彩，但作为皇家禁苑的标志性建筑，它那巨大的坡顶和拱门足以令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初步体会到中国皇室的力量和威仪了。

   从大红门向北是一马平川，在笔直但泥泞的官道两边，夏末季节的田垅和水塘上荡漾着薄薄的雾气，泛出泥土和草叶的清香。丰台的花农起得早，趁着凉快儿拾掇拾掇地里高高低低的紫薇、夹竹桃、月季花，天亮了好伺候城里来的买家。在熹微的晨光下，远远地依稀可以辨出十里开外的一线城墙和永定门城楼的剪影了。就在马大人一行在颠簸摇摆中从城外向皇宫进发时，城里的满朝官员已经盛装顶带，从各自府邸蜂涌至午门外，等待早朝传唤入宫。今天，农历八月十三，是乾隆爷八十三岁寿诞。虽然史实是他在避暑山庄做寿过生日，这里就委屈他老人家假设个在京贺寿的场景吧。八年前，乾隆登基五十年之际，又适新得五世元孙，这位自鸣得意的十全老人举行了一次千叟宴，三千多位六十岁以上的各地官员有幸得沐御露，享用御膳款待。皇帝兴致高涨，赋诗云：抽秘无须更骋妍，惟将实事纪耆筵。追思侍陛髫垂日，讶至当轩手赐年。君酢臣酬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祖孙两举千叟宴，史策饶他莫并肩。因为这次千叟宴距离他康熙爷爷举办的第二次千叟宴已经过去63年了。今天喜迎圣上伞寿，年长的官员们却没有得到御宴通知，心里还小有郁闷呢。卯时一刻，也就是五点十五分，宫门洞开，官员们鱼贯而入，穿过太和门，按照品级在太和殿前广场列队。三刻，群臣就位肃立，等待着卯正时分贺寿大典开始。

经过一个时辰，英吉利使臣马戛尔尼的车队来到永定门。马大人在护城河桥上抬头仰望约摸四丈宽五丈高的箭楼，心想这可比始建于罗马时代的伦敦城墙上的七座城门都要宏伟。进入瓮城，再将身体后仰，观看宽度和高度都比箭楼大出整整一倍的永定门城楼，英国人不禁心头咯噔一下，咽了一脖子口水。好在目测下来，城楼两侧的城墙高度倒是与伦敦城不相上下，大致两丈上下。不过当车队穿过城门洞时，英国人又坐不住了，因为北京外城城墙足足有四丈左右的厚度，是伦敦城墙厚度的四倍还多。

进入永定门，令英国使者惊讶的是，城门里并没有想象中的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市肆景象，眼前反而出现一条极为宽阔的道路，道路尽头大约不到十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看上去更加高大雄伟的城门。道路近旁两侧是大片大片茂密的林木，林木的背后隐隐约约藏着些琉璃黄瓦的高贵建筑。礼部官员告诉他，大路以西是先农坛，皇帝陛下每年春天要来拜祭“百谷之神”的先农氏后稷，还要执耒扬鞭在耤田中亲行农事，祈求是年五谷丰登、天下承平。大路以东是天坛。中国皇帝是“天子”，因此祭天场所必须庄严宽广，祭天大典是重要国事，丝毫马虎不得，乾隆爷就曾因祭礼准备不周罢免了两位尚书，还把几位官员发配到伊犁庶边。

可能是因为今日皇帝寿辰，前夜里京城步军统领衙门为防出现异常事端实行了宵禁，这一大早儿路上车马还不是很多，使团车队行进得十分顺利，没用半个时辰便来到一座中间高高拱起的汉白玉雕栏石桥。礼部官员说，皇帝御驾从宫里前往天坛或先农坛祭拜，都要经过这座桥，故名之曰“天桥”。两匹健硕的驽马拉动双辕车爬上坡度很陡的桥面，巨大的木轮离开黄土路面，轧在桥中心大块青石条上，发出清脆的碌碌声。

跨过天桥，街景画风大变。桥北东西两侧各有一亭，方便南来北往的行人歇脚驻足。两亭左右一夹，自然而然地将北望的视野收窄了。亭子以北，少了林木，多了店铺。三四丈宽的大街两侧都是两三层高的建筑，门脸儿大多冲街， 飞檐斗拱，雕梁画栋，装饰得非常考究，金漆匾额十分抢眼。也有些铺面大门朝南，开在大街两侧向外延伸的胡同里，街上只能看到阁楼侧面一堵白墙。这些仿佛一下子从地里钻出来的楼宇将英国使者的视线压缩收紧到街道中央，以及大街尽头身型愈发高大的正阳门城楼上。

马戛尔尼饶有兴趣地打量街边的店铺，毕竟他出使中国不单是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向中国皇帝贺寿，更重要的是劝导、恳请这位东方帝国掌门人打开英中贸易的大门。看看大清帝国都城中央大街上都卖些什么，无疑有助于了解并确认这个东方经济体的优势产业何在，为以后有可能开展的对华贸易预估一下市场潜力和产品类别。正赶上几家铺面下板开张，东家和伙计们无意中瞥见这队阵仗不小的车马，特别是车厢里端坐的几位身着奇装异服、容貌诡戾狡黠的怪人，一个个大惊失色，停下手中的活计，冲着车队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马伯爵寻思，此时最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安全全见到中国皇帝是第一要务，随即招呼同伴放下两侧的车帘，不给正阳门大街上的商户们提供更多的谈资。

不到两刻钟的功夫，车队不急不慢地驶过三里长的正阳门大街，穿过北端六柱五间、朱架绿瓦、凌空横跨、俏中带刚的五牌楼，走上同前面那个天桥一样有着汉白玉石栏杆但桥面又平又宽的正阳桥。桥面分作三道，因为中间那道除了皇帝谁也不能走，外国使节只能从一侧穿行。一过正阳桥，气氛忽然凝重起来。大清早城外原野的清新气息，永定门内平广郊坛的沉静疏朗，市场街上的商贾车马的嘈杂热闹，一下子被隔绝在大桥身后了。面前的正阳门箭楼高大、墩实、肃穆，虽然基本形态与永定门箭楼类似，但气势上要威严得多，门前把守城关的军人仪容姿态也比外城的兄弟们挺拔、骄傲许多。箭楼内外没有多少行人，空气中难得有一丝扰动，安静得令人发怵。箭楼正门只为皇帝出行开启，今天依旧紧闭，马使一行都绕道东侧门进入瓮城。

进入正阳门的瓮城，车队停在东北角的关帝庙前，礼部官员下车与守门的步军将官交接。马戛尔尼探出头来，仰望这座北京内城的南向正门。正阳门的城台和门楼都比永定门大许多，虽然实际尺寸只大七成左右，但目视效果差不多是永定门的两倍。瓮城之宽深更是超出前者两倍，东西两侧还各多开一门。令马大人惊叹的是，内城城墙居然比外城还要高些，再加上南北两座高大的城台和门楼，身处瓮城之中颇有坠井之感。这会儿在城头和门楼上不时有士兵模样的人探出头来，打量这队据说是从几万里以外的海岛小国前来朝拜天朝的贡使。马戛尔尼看到这些好奇又冷漠的眼神，把头缩回到车里，心想即使今天带上使团的百人卫队前来，如果被困在这瓮城中，被消灭不过几分钟的事情。可恶的法国人最喜欢构筑防御工事了，那位自以为是的沃邦元帅在法国各地修建了很多星星造型的要塞，他真该来看看眼前这个四百年前中国人筑建的首都防卫体系，看看他能有啥招数突破眼前这座城门。守卫放行，车队可以继续前进了，马伯爵穿过正阳门下的拱穹门洞时心里默默估算了一下，内城城墙比外城城墙要厚一倍，大约有八个伦敦城墙那么厚。

正阳门内显然是官方区域，建筑规整有序，左右完全对称，形制统一，不像外城那样还有些随意和凌乱。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从宫殿到花园都是左右对称，但那还只是个城堡，不是个城市，中国人连整座城都搞得这般对称。想到这儿，马大人下意识地端详了一下自己的着装，除了胸前斜挎的绶带，总体上还都是对称的。他看看坐在对面的副使司当东，发现他衣领下的蕾丝花边偏向了一边，于是伸出手亲昵地拍拍这位同名乔治兄弟的肩膀，顺势拽了拽他的花边。
前方不远处，隔着一个小广场，有一座单层三拱大门，比起刚刚经过的城门来，个头可不算大。然而这是使团进京以来看到的第一座黄瓦红墙的大门。马戛尔尼知道，中国人相信五行，土居中，火生土，因而只有皇帝才能用代表中央的黄色，红色的墙壁为金黄的屋顶提供了意念上的支撑。比起外城建筑的灰墙灰瓦和城门楼顶的镶边绿瓦，黄色琉璃瓦华贵绚丽，闪耀着灿烂辉煌的光芒。欧洲建筑上那些包铜的穹顶，过不了几年就被绿锈覆盖了，只有俄罗斯人不服气，在圣彼得堡盖教堂，愣往铜皮上贴金子。还是这种黄色瓦片经济实惠，还能大面积铺天盖地地营造皇家氛围。

小广场上纵横两条大路十字相交，田字格分出的四块土地被白色石栏围圈起来。两队蓝衣骑兵在广场上列队，看上去似乎只是驻防，并不是迎接使团的阵仗。礼部官员告诉马戛尔尼，此处叫棋盘街，平日有集市，也是东西城往来的交通要道，今天圣上寿辰，中午前不开市，正蓝、镶蓝两旗人马加岗护卫。前面是大清门，就是皇城的正门，到门前就要下车步行了。

车队停在大清门前下马碑旁，马戛尔尼和随从们分别从车舆中钻出身来，站到青石地面上，活动一下前面将近两个时辰不得舒展的腰身。此时，东面的过道上涌出一群官员，簇拥着一位珊瑚顶带的白须老者。礼部侍郎走上前来，通过通译向马戛尔尼表示欢迎，请他和随从先到礼部稍作休息。大清门东侧第一家衙门便是礼部，这样安排自然是为方便上京的内外人员在此休整、候见。英吉利人也算鞍马劳顿，兴高采烈地跟随主人前往礼部，如厕，净面，规整服装，享用茶点。侍郎大人对马戛尔尼说，今晚安排客人下榻东江米巷会同馆，也就是大清国宾馆，只是此时必须上朝面君，无法更多勾留，更不可能到会同馆小憩。侍郎问及向陛下行礼事，马戛尔尼只道按事先商量，不再争议。

在礼部官员引领下，马戛尔尼一行列队成行，从礼部步行出发，穿过大清门东侧拱门，进入皇城。大清门内，东西两侧十分对称地排列着各一百四十四间连檐官房，围出中间一个窄窄长长的广场。广场中间是大块白石铺成的甬道，两侧青砖蔓地，十分齐整。过了辰时，夏日的阳光倾洒在广场上，一股股热气从砖缝里钻出来，缓缓地升上半空，令人眼前生出几分飘沓。行进在千步廊上，马戛尔尼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广场尽头那座金碧辉煌的门楼上。重檐金瓦，红墙城台，五门拱券，天安门看上去如此端庄、沉静、华美，少了永定门、正阳门的些许煞气，多了几分宏达、宽厚、仁爱。

走到千步廊的尽头，中英混杂的队伍从一个南北向狭长的广场进入一个东西向横宽的广场。连檐通脊的官房拐了个弯，分别向东西两侧延展，天安门宽阔的城基两侧被红墙围拢，广场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看上去很像大清门的三拱大门，是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广场中心位置，略向外弧出的金水河上纵跨着五座汉白玉栏杆石桥，比此前的一道天桥、三道正阳桥更加宽阔，而且秀美有加。英吉利人来到桥头，抬眼四望，湛蓝的天空下，四周红墙之上闪耀着金色琉璃的光芒，白云的影子落到水面上，与洁白的石栏、华表、石狮相映成趣，他们此时就置身于一幅色彩明丽的美景画图，而且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体验过的宏大图景。马戛尔尼同司当东对视了一下，两人都想说点什么，却都没有说出来。礼部官员们可能是总在前庭行走，对天街御道的宏伟气象已经麻木了，没有流露出丝毫异样神色，依旧默默地一步步走着自己的路。

外国使节依旧只能从东侧门穿行天安门。马戛尔尼端详了一下巨大的朱漆门扇，他很想摸一摸那八十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门钉，看看那明晃晃的金色表面到底是金箔还是金漆。门洞里阴凉清爽，还有一阵阵过堂风，英吉利人纷纷拿出手帕轻轻擦拭汗水。他们这才发现中方官员身上的朝服咣咣当当、飘飘摆摆的，看上去应该是纱绸之类的轻织物。唯一比较厚实的部位是前胸的补子，上面绣着一只不同品种但都向左侧张望的小鸟儿。大大的凉帽顶上向后坠着花色不一的翎羽，正好能够遮挡越来越强烈的阳光。马戛尔尼真想摘掉假发，等到皇帝面前再戴上了事。
过了天安门，前面居然又是一座形制相同的巨大城门。端门与天安门之间的空场比天安门前的广场看上去逼仄些，被两座高大的门楼前后一夹，院中的行人仿佛又落到一个瓮城中。门楼上下站立着不少顶盔贯甲的将官和兵士，尽管天气炎热却还包裹得严严实实。马戛尔尼意识到，自打进了大清门，一路上没有看到一棵树，唯一的绿色只有院子当中的地砖缝里稀稀啦啦地钻出些矮矮的杂草。此时此刻，周围的环境里已然了无生气，人只是被建筑包裹着，除了天空，视线所及俱是人为产物，不会被四季四时变更所搅扰，下雨下雪除外。 到了中国的皇宫里，人就像牲口一样被戴上规矩套子，生理上心理上都不得造次。在宫里，人只能一心想着君王，不能再有奇思异想。刚刚在天安门前，从长安右门向西望去，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到远山黛影，而现在，高高的红墙将与皇权无关的事项都隔绝到外界了。马戛尔尼有些想念伦敦的王宫和乔治三世国王陛下深爱的温莎城堡，王宫里没有这么多的院落，城堡周围是大片的树林和草地。
穿过端门，所有英吉利人心中暗自叫苦。眼前这个院子比前面的几个所谓广场要大得多，迎面矗立的这座城门比前面的几个门楼要宏伟得多，复杂得多。午门那巍峨竦峙的Ｕ字型城台搂抱着脚下的空场，宛若山峦横亘，城台上一阁四亭，三分庄严，七分灵动，给了它五凤楼、雁翅楼的美名。马戛尔尼盘算着，步行到这楼前还有很远的路，一定要合理分配体力，不能在见到皇帝时气喘吁吁、精神萎靡。一直默不作声的侍郎大人突然回身，告诉来使，这才是皇宫紫禁城的正门，前面的院子是惩戒忤逆官员的地方，前朝曾有人在此杖毙。马伯爵寻思，罗马的皇帝们，教皇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我们的国王们，谁也没能修建起规模如此庞大的宫门系统，但是如果真有人造反，攻打京城侵犯皇帝，绝不会从正门冲进来吧，一定会在其他方向寻找防御薄弱的地方。修造这么多重的城门真的管用吗？他还没听说，一百五十年前，闯王李自成率军自昌平北下，攻打北京，明思宗崇祯帝众叛亲离，无路可逃，几位大太监开城门的开城门，开宫门的开宫门，李自成就是从大明门一路向北，穿过承天门（天安门）、端门、午门进入内庭的。崇祯的御林军呢？早就跑光了。失去了人心，放弃了意志，再坚固的工事也不过是一堆砖石。一百五十年后，马奇诺防线又步了大明朝首都保卫战的后尘。

五十六岁的马戛尔尼咬紧牙关，沿着步道缓缓向午门走去。太阳灼烤着他的后背，内衣已经湿透，紧贴在皮肤上，腿上的汗珠顺着袜子渗流到鞋底。他默默地数着步数，低头看着青灰的石片在脚下一块块向后退去，恍惚间他仿佛回到了故乡爱尔兰，面前的宫门似乎是海岸上兀立的陡壁悬岩，少年的他沿着泥泞的土路向山顶进发，顶着斜刺里一阵阵犀利劲风不断攀登。当英使一行接近东侧拱门时，忽然西侧拱门里一片喧哗，忽剌剌从门洞里钻出长长一队官员，三三两两地结伴前行，一边走一边兴致盎然地议论着什么。他们的话语声回荡在午门下的半封闭空间里，听起来超出寻常的响亮。走在前面的几位官员猛地抬眼看到英吉利使团这队奇装异服、鹰准狼睛的怪人，吃了一惊，停下脚步来上下打量。礼部侍郎向同僚们招了招手，喊了句话，对面官员们于是啧啧称奇，诺诺示意。马使实在是无力同这么多中国人寒喧，向侍郎大人摊摊手。侍郎告诉他，这些是已经完成朝贺天子圣寿大礼的各级官员，他们下朝了，就说明接见外国使节的时间快到了。

三年前，乾隆帝八十大寿时，在承德接受了满汉官员、蒙古王公、西南西北地方土司、台湾生番以及朝鲜、安南、琉球、南掌、缅甸、哈萨克使团的朝贺。其中安南国王跨越千山万水，亲赴热河行宫祝寿，身着大清朝服，向乾隆行了三拜九叩大礼。在大清皇帝眼中，来贺寿的所谓使者，代表的都是他的臣属，天底下并没有另一个与能够与平起平坐的权力中枢，也没有哪个使者是当代意义上两个平等政治实体之间的公务代表。礼部将所有来使一律称为贡使，英吉利国王的使者也不例外。曾经出使俄国并担任英国海外殖民地总督的马戛尔尼自然认为英王与中国皇帝是地位平等的君主，但他又如何能够撼动大清朝廷从上到下固执不变的看法呢。

此刻，午门就像一座大山，挡住了英吉利人行进的路线。他们甚至不想再费力抬头仰视城台上的门楼和角亭。但愿中国人居礼守信，不会命令城门上的兵士弓弩齐发射杀他们，或者抛下热油雷石将他们压成肉泥。站在这样一座城门下，人不过是一只柔弱无助的蝼蚁。钻进高大但阴凉的门洞，英吉利人都长长出了一口气。马伯爵从随从手中接过水壶，仰头咕嘟嘟地喝起来。侍郎大人冲他摆摆手，让通译告诉他，水不要喝太多，一会儿去到金銮殿，可没有地方给臣子们方便。

礼部尚书从对面走进门洞，与侍郎耳语几句，来到马戛尔尼面前与英使寒喧。伯爵这时觉得自己真是要开始履行使命了，顿时精神振作了许多，腰身不自觉地挺直了几分。随着礼部两位高官，他和随从们不自觉地排成一列纵队，穿过午门下深长的门洞。走出门洞的尽头，英吉利使者们迎来了一幅崭新的画卷，面对这新鲜、堂皇、工整的景象，一行人不禁愕然失语。他们进入了一个比前面所有的空间更加宽阔、平坦、舒展的广场，广场对面洁白华丽的石台上端坐着一间重檐金顶朱柱彩楣的宫殿，东西两侧各有一间个头小些的殿宇和一座角楼。这些建筑都被矮一些的围墙这接在一起，延伸至左右两侧的廊庑和两座侧门，全部都是金顶红墙，形态和线条完全对称，整齐划一却又起伏有致。广场的中心又是一条外弧的水道，水道上又有五座汉白玉栏杆石桥。巳时将尽，云气浩散，天青如洗，风和日丽，太和门广场以宽广的胸怀、华美的色彩、疏朗的气度迎接异邦来客。前面经过的几座城门一座比一座高大，一座比一座威严，气势愈发逼人，让英人暗暗感到压抑和紧张。而此时面前这幅美丽图景却令人心旷神怡，敦睦亲和，使者们觉得自己心智豁然开朗起来。想不到中国人会在外表看上去拥挤、密实的都城中心留出这么大的一块空地，营造这么宏大瑰丽的一个皇宫广场。马戛尔尼想起伦敦白金汉宫门前那片空场，大则大矣，但显然没有眼前这个广场设计修建得那么费心思。看来中国人不喜欢类似哥特式教堂那样细高的建筑形态，更愿意“宽以居之”，把建筑融化在无垠的自然景象中。
马戛尔尼问，这是否就是皇宫大殿了，尚书大人道，前面是太和门，是通往大殿的宫门。英吉利人吃惊得说不出话，这样看上去明明是宫殿的建筑居然被中国人称作“门”。踏上东侧的内金水桥，马戛尔尼环顾四周，在周边建筑的天际线之上只有蔚蓝的天空，天际线之下只有浩荡的皇恩和绝对的皇权。这个四合封闭院落空间十分宽阔，比欧洲任何一个王宫内廷都有更多呼吸和行动的自由，但是一个人身处其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清晰的边界、森严的秩序、牢固的规矩，所以只可以感恩，不可以造次。

在太和门的月台前，马戛尔尼看到一对高大的威武的坐狮铜雕。中国人的守门狮看上去都一个样子，稳稳地蹲在石台上，咧着大嘴，说不上是吼还是笑，不像英国本土的狮子铜像或石像，大多处在运动状态中，每个姿态都不尽相同。台阶旁的香鼎中正汨汨地冒着烟气，味道不熟悉也不算宜人，却能令人略略警醒些。月台并不算高，但马戛尔尼拾级而上时还是觉得略感吃力。一大早起来，自己始终处在一种兴奋状态，神经和身体都绷得紧紧的，而自大清门开始的这段长长的“阳光之旅”已经消耗了他大半的体力和精力。每穿过一道门，他都感到新增一份心理上的压力，中国皇帝用每一座城门、每一重院落、每一片空场显示着他的力量和威仪。二十一世纪的马拉松爱好者都知道，后半段赛道如果遇到上坡路，对自己是如何残酷的一个考验。而十八世纪末远道而来的英吉利使节，在步行将近一小时之后不得不攀爬一段不算平缓的台阶，对他无疑是心力和身力的双重折磨。在台阶一半处，他被左侧步道中央的雕龙丹墀所吸引，停下脚步来端详了一下，顺便喘口气，歇歇微微发酸的小腿。那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中心步道，可皇帝本人如何能在起起伏伏的雕刻上走得稳呢？他很想问一下中国官员，可大家都默不作声，从尚书到护兵看上去都比刚才拘谨。

来到太和门内，英吉利人抬头张望绘制着各种图案的斗拱和梁坊，青绿加金色的基调同赤红鲜亮的立柱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天花板的结构类似于欧洲建筑中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传承下来的方格平顶，但方格内没有向上渐次收缩的阶梯，而满工满彩的漆绘让人想起阿拉伯王宫顶棚上模拟星空的细密装饰。马戛尔尼注意到，殿堂之中还有几列显然不是中国官员的队伍，想必是前来向大清皇帝贺寿的其他使节。他们随着皇宫内侍的引领，间隔一阵儿走出一队，自己似乎是被排到最后一个。此时，礼部尚书十分谦卑地引来一位官员，他的双眼花翎顶带说明是这位就是负责接受各国使节国书的大学士、理藩院尚书和珅。真实的历史上，和大人与马大人是有过一番精彩的外交折冲的，特别是围绕来使向皇帝行三拜九叩大礼，双方各显其能，尽施机巧，数轮交锋，但是这些故事并不在紫禁城内发生，这里就不再虚构他们见面的场景细节了。不过，可以想象的是，马戛尔尼此时知道，接下来一定是要去拜见大清皇帝了。

前面的使节一一离去了，最终迎来了英吉利贡使面圣的时刻。午时一刻，太和门东北侧的门扇打开，礼部侍郎示意马戛尔尼随他前行。跨过高高的门槛，马戛尔尼的膝盖有些发软。太和门的背后，居然是一个更加雄伟壮丽的宫殿广场。对面的三层汉白玉月台上，屹立着大清皇帝的金銮殿，金色的光芒如瀑布一般从山峰一样的琉璃坡顶上倾演而下，照亮了整个广场，照亮了每一个角落、每一块砖石、每一件物什。一个多月前英吉利特使的船队抵达天津，马伯爵登陆东土，一路进京，途中也见到了不少漂亮的中国建筑，今天自郊外启程，一路上殿，也领略了大清都城的雄伟壮丽，但此时此刻太和殿的浩然气宇、天宫景象还是令马戛尔尼始料未及。他上下摸索了一下全身衣饰，接过随从一直保存在帽匣中的羽饰宽边高顶礼冠，举步前行，完成他今天四里步行的最后一段。史书记载，马戛尔尼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当天确实走了四里路程，而从大清门行进至太和殿也是两千米距离，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当年鸿胪寺、理藩院的官员有意为之。

太和殿广场上，皇家仪仗阵容整肃，旌旗飘扬，鼓乐齐鸣，鞭声回荡。马戛尔尼这一小队人仿佛一叶轻舟落入汪洋大海，无奈何地放弃了对自己命运的把握，由着周边的人浪和声浪裹挟着，在半清醒半恍惚状态中缓缓向前飘移。在月台下，马戛尔尼抬头望去，大殿的双檐金顶宽阔无边，巍峨耸立，直入天际，大殿前香烟缭绕，光彩萦回，神幻迷离，仿佛自己此时不是来面见一位君主，而是来拜谒一位仙人。马戛尔尼意识到，这座大殿应该是大清都城最高最大的建筑，大清皇帝是有意落座在北京全城的至高点上。虽然实际上太和殿的绝对高度还赶不上午门，但由于它身处大面积广场中央，下面有多层基座衬托，前面高度较低的太和门又起到了先抑后扬的心理暗示作用，第一次来到殿前的人不免会产生金銮殿是京城绝顶的错觉。

午时三刻，鸿胪寺官员宣召英吉利贡使上殿朝觐。太和殿前的三级台阶可比太和门的单层台阶要难爬得多。马戛尔尼再一次开始少年时代的登山之旅，可这一次就不是爱尔兰海岸的荒草山坡了，而是阿尔卑斯雄奇险峭的雪盖山峰。尽管他努力保持姿态，但大半天的体能消耗，再加上沉重的使命负担，特别是这一路上层层叠加的心理压力，让曾经走南闯北的马先生不自觉中弯下了腰，躬起了背，步伐变得迟缓而恭敬。强压着不断加速的心跳和不断加重的喘息，马戛尔尼终于迈上最后一级台阶。太和殿，大清帝国的政治中枢，权威力量之源，天命鼎祚之地，万民集息之所，赫然展现在这位经历一年远洋旅程、跨越半个世界的英吉利使者面前。马戛尔尼真希望他不是乔治三世的代表，真希望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欧洲人甚至中国人，这样他就可以遵照此时此刻心之所愿，匍匐在地，顶礼膜拜，敬奉这神圣的殿堂，崇高的庙宇，伟大的顶峰。

乾隆帝接见马戛尔尼，中英史书上都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只不过双方对会见过程中诸多细节的描述存在差异。特别是究竟英使当时向大清皇帝行了何种礼，至今难有定论。倒是副使斯当东当年十二岁的儿子，恰巧也叫乔治，得到乾隆皇帝喜爱并受赐荷包和翡翠，似乎没有什么史实上的争议。这两件东西今天就躺在伦敦V&A博物馆展柜里。所以这里不必再穿凿附会，虚构一幅太和殿双方见面的场景了。唯一值得假想的，是马戛尔尼在会见结束后，从太和殿西侧门走出来，在殿前月台上驻足向南远望，他上殿前经过的一道道城门和宫门的屋脊次第排列，在阳光下绽放耀眼的光彩。再往远处，就是一直溜儿内城墙灰黑色的影子，东西两侧对称还冒出来两座城门。这时候的大清京城看上去像是用堤坝围起来的一池深湖，太和殿就是湖中心的岛峰，那些城门楼子就是拱卫岛主的一个个碉塔，而承载着万千官民的市井街巷、华宅平居、瓦栏勾肆，似乎全都沉入湖面，那些起起伏伏的青灰坡顶就仿佛夏日晴风下泛起的阵阵涟漪。人居于斯，立于斯， 穷目于斯，畅怀于斯，焉能不生出君临天下、睥睨万物、唯我独尊、俯仰宇宙的壮志豪情。

在马戛尔尼就要从月台上走下台阶的当儿，他忍不住回头张望一下这人世间超凡神圣的殿宇。猛然间，他瞥见金殿背后西北方向，在红色宫墙之上钻出一座周身雪白的宝塔，覆钵型塔身优美的曲线在横平竖直宫墙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婀娜多姿，充满异域风情和奇幻色彩。曾在马德拉斯做过六年总督的伯爵从这座白塔的建筑风格判断，它肯定与南亚次大陆有关系。礼部官员满足了他的好奇心，说那白塔下面是皇家御苑，有山有湖有林有花有禽有兽，是帝后宫眷们游玩散心的地方。马伯爵这才意识到，大清皇城里并非没有植被滋润，原来中国皇帝像阿拉伯哈里发和奥斯曼素丹一样，把后宫修建得既神秘又美丽，既奢侈又自然。可惜此行无缘得见了。由此思及，这北京城里还有多少奇妙的场所，多少未知的秘密，多少精巧的布局啊。

自忽必烈1272年定都大都，过去近750年间，大多数情况下，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权力首源。自朱棣1422年春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正式迁都北京，北京城市疆域、布局、面貌在过去近600年间几乎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变化。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站在太和殿前的平民百姓都还可大致感受到前朝帝王以及上面虚拟的英吉利特使先生环望京师的景象与情怀。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世界强国的实体存在再也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在礼部以东的皇城东南隅，出现了方方正正的一块使馆区，一块后来几十万义和团久攻不下的外国飞地。外来影响，从建筑形态、街道建设、公共设施、交通工具等方面一层层一步步地渗入到帝国都城的筋骨血脉中。在经历清末民初的列强冲击后，新中国首都又迎来了苏联城市模式的第二轮冲击，使得古都的文脉肌理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人自愿配合西方资本打着所谓现代化城市概念的旗帜对帝都进行空前的残酷蹂躏，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初将北京改装为一个看不出原始风貌、与中华都城理念毫无干系的世界大城市。

对于一个文明传承有序的大国而言，对首都建设的把控和主导能力，反映了各个时代的国祚兴衰和民族命运。当中国人自诩为天朝帝国时，帝都体现的是强烈的中华中心论、唯我天下观。到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狂妄自大、不合时宜、僵化落伍的观念遭到外部毁灭性打击，很快在二十世纪初被唾弃、詈骂、批判、推翻。有意无意间，中国精英界放弃了对首都建设主控权的争夺，拱手让与世侩的腐蚀和外来的侵吞，使北京这座都城古韵尽失、风雅无存，成为一个从外到内、由表及里、从物质到精神、从形式到内涵极为混乱、无序、嘈杂、 膨胀、滥俗、沉沦的大杂烩。

北京人无需怀念帝国时代那个体现高度集权、体制僵滞、文化保守特性的都城，明清皇城有可能是中国传统城市建设和建筑美学的扛鼎之作，却并不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精华所寄。长期帝制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必由之阶。然而北京人应该期待新时代中华民族国家的首都能够彰显当今世界棋局中中国这个弈手的思想、格局、气魄、灵魂、胸怀、面貌、潜力，等等。站在国贸三期楼顶，或者以后站在中国尊楼顶，以当年帝王心态俯视京都，并不符合这个时代社会平等的理念和静观内省的心态。让马戛尔尼从光华路进入中国尊，一路爬上楼顶，以此恫吓、震慑异族来使，也不符合今天中国和协万邦的努力和天下大同的口号。而且今天的北京从建筑形态角度看，还真给不了俯视者当年在太和殿前扬首远望的视觉反馈，在城市美学上讲更与当年天壤之别。倒是一带西山仍安然在卧，所幸人还没有足够力量去摧毁这道自然的城市边界或说是背景。今天北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西山的俯视和睥睨下，建立适应当下中国人、首都人、北京人需求的城市功能和生态系统，如果可能的话，恢复旧京时代的些许风雅和文绮。

还文彩，受教了！

所谓哲学三大终极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是有史以来令无数人殚思竭虑、皓首穷经而不得解的问题，且随着人类的信息记录能力愈加发达，历史陈淀愈加丰厚，后代的哲人智者不断以各种形式、从各种角度和程度上否定前人对这些问题思考的结论，这样又使后代的人们感到解答这些问题的难度是不断增加的，当下结论的终极性、可靠性是不断减小的，于是越纠结于寻找问题的答案，越觉得人生之迷幻和思想之烦恼。
人贵在超越个体所处的物质和文化环境，超越自身成长历程的局限，不从地域、年代、种族、文化、国家等因素界定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而是尽一切可能获取不同时代（包括未来）、地区、生活模式、人群结构、社会体系、文化习俗之中人们的思维结论及其推演过程，从而在达致极为宽广的世界观后回归对人类无差别本体的核心认识，完成认识论上由小至大再至小的过程。也许敦巴辛饶米沃、乔达摩悉达多、摩西、亚里士多德、先秦诸子、穆罕默德、黑格尔、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等都是进入这一核心认识的法门，同时他们的论述也呈现了这个核心是如何地多面、包容、深刻、沉重、虚幻、神奇。

群体性与个体性；合作冲动与竞争冲动；善与恶
如果我们完全从我们已知历史和现实认知的角度去看待人类起源和发展，就会对人类社会形态之构成与演变有个基本看法。人类作为地球生物物种之一，在进化过程中从生物链中以灵长目面貌脱颖而出，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发展出明确的语言交流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不论是以农耕还是狩猎为主要生存方式，人类个体都没有犬科、猫科动物个体所拥有的强大捕食能力，无法在大自然原始环境下独立长时间生存，因此必须要以适量群体为基础维持个体生命存在并保持物种延续。所以说，人类的群体性或说社会性成为智人物种的基本生物特征，合作冲动成为人类在地球自然状态下生存的必然要件。
与此同时，像大多数生物一样，智人需要征服环境中各种无机和有机存在。征服风火水土，人就可以在地球表层获得移动自由。征服草木花果，人就可以获得能够维系生命的碳水类营养和部分生活用器。征服鸡鸭牛羊，人就可以获取更高浓度的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等增强人体机能的养分。征服豺狼虎豹，人就可以获得避免生命或肉躯遭受意外伤害的生理和心理保障，当然这些大型猛兽也可以是食物。征服其他类人，智人就可以荡涤环境中对本物种的最大威胁，据考远古史上不乏例证，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早期人种最后竟然不知所终，极有可能是被当代人类的祖先消灭掉了。征服其他人群（比如早期的人类部落），本人群的生存资料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这些资料的度量标准大多数情况下是地域，即一个人群的势力范围。征服本人群内部的其他个体，较为强壮聪明的个体就能获得更加充足的营养供给和更加丰富的繁衍资源，按照当代人都普遍接受的物竞天择理论，这有利于提升这一人群、物种的生存概率。因此，个体性或说独立性带来的竞争冲动成为人类生存和延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然要件。
从人类个体角度观察其他人（有时包括其他动物或生物体）的思想和行为，凡是有利于自身生存繁育的，一定受到欢迎并给予肯定、赞同和支持。将这些有利思想和行为系统化，抽象为一定的原则和理念，便形成该个体心目中的“善”。然而最初的这个“善”只是针对个体而言的，极为自私的，原始的初级的“善”，实际上不可能构成“善”的概念。因为对于个体的大利，必然造成对其他个体的大害。因此“善”的概念需要相当数量的人类群体，将在相互妥协基础上形成的有利于群体共生的思想和行为固化为一定的模式，再抽象形成“善”的原则和理论。
比如，诛杀其他人类个体。在原始狩猎阶段，杀死其他部落的人不仅有利于驱逐冗余人群，维持本部落生存所需的空间范围，有时也可将死尸作为食物。进入农耕社会，杀死其他村落的人对本村落人群生存并无贡献，反而其他部落更多的生产活动能够通过交换增加本村落生活资本，因此在物阜粮丰的年代取人性命的行为在比原始社会更加宽广的地域及人群范围内就不再获得支持。然而，在农耕文明及其后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复杂的商业社会中，为争取必要的生存资本以及后来为争取优势生存条件的斗争中，杀人总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限定下成为合理合法的行动，直至以战争名义夺取上百万人类个体的生命。如果说战争仍不足以构成制度性杀人行为，种族灭绝作为一种基于人种或文化差异进行个体甄别＋毁灭的大规模行动，是制度性杀人中已为世人唾弃、谴责的行为模式。而死刑作为另一种制度性杀人，在不同文化、制度、法律框架下仍面临着各种不同态度和选择。通常情况下，死刑是出于补偿或震慑目的而采取的极端措施，其有效性便成为支持方同反对方进行争论的焦点。假如执行死刑并不能挽回什么或阻止什么，其抽象概念中的积极意义便荡然无存。由上述可以看出，即使是杀人这样一件说起来很可怕、似乎是大“恶”的事，在一定外部条件作用下仍具备“善”的因素。

善恶：社会规则和习俗；人类伦理、道德和法律
尽管如此，当人类社会进入纪事时代后，就对“善”、“恶”这一对实际上构成要素极不稳定的抽象概念给予了比较明确的定义。由于人类在纪事时代已进入奴隶社会，“善”、“恶”概念已经比人类早期社会有了长久的演化。我们可以粗略推想一下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群体如何建构最早的“善”、“恶”概念。凡是有益于本族群中个体和集体福祉的，比如不杀害同类同族、护幼（为群体繁衍）助老（自保之示范）、公平分配生产成果（不是平均分配）、选择有力量和智慧者担任领袖，稳定的群体内和跨群体的生产成果交换，以和平或武力保卫本群体或扩大族群领地疆域等，皆成为“善”的具体体现。将这些行为模式化、规则化、概念化，就形成本族群“善”的原则。在原始的功能导向的概念上累积、推衍、复合而成一些新的规则和模式，也被赋予“善”的标牌，但其合理性、必要性、功能性就要打些折扣了。比如保全生命之绝对优先意义、长幼互助对象之相对稳定（家庭的前身）、集体照顾老幼、个体对部分生产资料和成果的绝对拥有、个体对群体领袖意志的绝对服从等。然而，原始社会状态下的“善”“恶”标准一定是割裂的、局部的、狭隘的，既做不到较大疆域的统一适用，也做不到跨氏族跨部落的广泛传播。
在奴隶社会状态下，群体生产行为和社会分配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形成了城邦、国家等规制井然的群体政治结构，原始社会的善恶观不断变化和演进。对于群体政治结构稳定性的高度依赖使得人们对于权力拥有者和权力体系赋予极大的尊崇，对于群体生存力、竞争力、战斗力、优胜力的重视远远超出对大多数人类个体需求的照顾。特别是由异族、战俘、罪犯及其子嗣形成的庞大奴隶群体虽然在现实中业已构成大群体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概念上他们无法取得同奴隶主和平民阶层同等的地位，甚至只能等同于其他包括牲畜、工具等在内的生产资料。可以想见，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两种并存的善恶观：一种是以政治疆域为边界的，某庄园、某城、某国内部形成衡量人们行为的法度；另一种是以个体社会属性为标尺的，奴隶主、贵族、自由平民、家奴、低层奴隶各有各的行事判断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奴隶社会出现了具有文字记录能力的思想者，作为第一批观察社会、总结经验、提炼法则的学人，他们将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规则、模式、制度、办法等以文字形式进行归纳，并在权力支持下将其抽象为伦理、道德、法律，指导、规范并约束社会个体的日常行为。
及此，以至其后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奴隶封建、自由民封建、农耕帝国、游牧帝国、工商业帝国、金融超国、信息超国时代，基于原始善恶观形成的社会规范不断进行概念化叠加，形成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社会上层建筑的概念性支撑，其中既有随着现实发展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的，也有跟不上时代变迁而显得不合时宜的。而且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始终发挥其必然作用，某个时代、某个群体的掌权者和普罗大众并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地选择有助于发展其整体福祉的规范集成，或多或少在诸项规范中会有背离群体利益的章节和成份，而历史惯性和社会惰性又会使这些与现实脱节的成份在特定环境下爆发出惊人的毁灭性能量，酝酿出干扰该群体社会线性发展的革命性事件。

未知世界：世界观，信仰和宗教；一神论、多神论、无神论
对于现实社会规范的尊重和服从，构成人类精神信仰中实在的、可触知的、较理性的部分。而对于未知世界的推断和猜测，则构成信仰中玄虚的、形而上的、较感性的部分。这两个层面的叠加有相互衔接、恰当融合的成分，也有时候出现断层，表现出十分生硬的、粗砺的接茬。
我们认识世界，从娘胎里落地那一天，依靠的是人作为生物体所具备的感知能力，包括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以及温度感、干湿感、气压感等等，逐步建立对外在世界的基本认知。然而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大利器是逻辑推演能力，即通过生物感官捕捉到的多重信息积累为规律性反应，并且进一步沉淀、升华为不需要做出即时反应的抽象思维，使得对世界的认知远远超出人类生物体延续所必须具备的应激能力。这使人类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不完全是我们能够感知的那幅模样。在沐浴阳光的时候，照射在皮肤上的还有视觉和温度感无法确认的红外红和紫外线，而长时间暴晒有可能对皮肤造成多重伤害，却不是即时反应能够有效预防的。我们对于微生物的认知不断深化，使人类养成洗手、消毒、用药等各种卫生规矩和行为约束，这也不是直观感受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对于宇宙的认知最为典型，随着技术手段不断提升，人类从地球之外空间捕获的讯息越来越丰富，但对空间结构和变化的认识几乎越来越依靠层叠式的推理演绎，而非单层次的建诸事实和数据的总括。对于人类而言，更为杰出的是，抽象思维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图表、图像等介质以教育方式直接传递给后代，并且历代不断积累、演进、提高，从而使后代人类相继具有比前代人类更加丰富的认知能力和应激手段。
这些传递给后代的抽象理论和概念是否都是正确的呢？因为对错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也无法脱离年代和地理条件对史上所有的所谓知识传随给出一个精确的判断。然而概念和观念随着时代前进不断被推翻更新重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奉为真理的一些原则、法度、信念、看法，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或很久的将来成为被批判否定的东西。当人类长期处在畜力运动的时代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很多都接受“天圆地方”说，直观范围有限，人们从可知信息中推断出不可知世界的形态，是非常合理的。有趣的是，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们都相信，美好的世界是在天空上的，不好的地方是深埋于大地深层的。明明知道半空中承受不了什么重量，却要相信目力不及的高空之上有漫无边际的琼楼玉宇华堂丽宫。对于同样目力不及的世界边缘，各地人们也有着各种各样充满魅力的想象和描绘。
那时，几乎全世界人类都相信的，是人们生前死后还有一个或者若干个我们今生今世一般人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世界。虽然对彼岸世界的解读、描绘、建构不尽相同，但大多数人群都相信，在另一个世界或几重世界中会因今世的善恶获得相应的对待，今世不能完成的夙愿会因自己的行为到彼世后如愿得偿。有趣的是，在历史公案中世界各地的大恶大奸中，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在今世的作为是错误的、恶毒的、将遭到报应的，其中不少人坚定地认为自己采取的一些对其他个人或人群采取的毁灭性举措是代行天意，是完成上天使命的正确而神圣的行为。上述这些针对未知世界以及关于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衔接的理论建设，在历史上确知或疑存的一位或几位先知的阐释下，经过大量继承人、研究人、书写者、组织者的发挥、弘扬、传播，形成在人群中主导人们思维和行动的社会性机制，谓之宗教。
一般来说，宗教可以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学说，是信仰；另一部分是组织，是制度。宗教的组织和制度经过长期发展必然与人间利益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历史时期变得僵化腐败，为人诟病，引发批判甚至毁灭。而宗教的学说和信仰则随着人类技术能力的提高不断遭到新获信息的挑战，特别是在科学兴起后的五百年中，东西方的主流宗教的传统立论几乎尽数坍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适应人类对宇宙和微观世界的最新发现。过去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疑惑源自直观能力的限制，如今人类对于彼岸世界的犹疑源自推演能力的限制。尽管今天科学实证否定了诸多古老宗教对世界形态的具体描述，但仍然无法否定人类尚没有足够能力打开所有未知世界的秘密这一事实。人类直接获取数据和实证的能力仍然受限于三维空间，但人类依靠思维层面的推演能力可以推知有可能存在十一维空间，并且能够推演出在高维度空间可能出现的一部分情况。古老宗教今天仍有大量的信徒，他们如果同样相信科学，唯一能够将远古教义合理化的途径，恐怕只有寄希望于在多维空间会出现的一些事情，寄希望于各门宗教的发端者早早获取了超能力，洞见了跨越维度空间出现的那些情况，却又无法以三维空间形态和人类语汇解说清楚，于是折衷地、屈尊地采取一些似是而非、语焉不详、无法考证的论述以为解读，期待后人能够通过学习渐进地或者通过觉悟开窍地领会。
面对世界上林林总总的信仰和宗教，我们姑且先将迷信、符咒、神通这些东西抛开，看一看各种信仰的世界观大多纠缠在什么事情上。人们信奉某一宗教，很多情况下有着强烈的今世目的，求平安求财富求胜利求发达求子嗣求爱情。其实今世的事情完全可以遵照上面提到过的今世理论、人间智慧进行处置，即我们常讲的社会发展规律。当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缺乏今世力量实现人生目标时，便求诸未知世界的超力量在今世开他世完成愿望。这与世界观完全是两码事。任何宗教的世界观都是静态的结构论，而不是动态的联动方法。联动方法在各门宗教里有不同的启通方式。我们可以把迄今科学论述的大爆炸、宇宙膨胀、星体结构、量子力学以及有机生物学、物种进化等一系列学说作为今天对“可知”世界的世界观，将宇宙谜团、粒子极限、多维空间、基因序列等作为对“未知”世界的世界观。在未知世界中，还有一个对于原始动力的疑惑，比如固然我们可以将无机、有机物的一切变化归结于化学反应，即粒子在微观世界的结合与分离，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合与分离，始作俑者是什么？
而传统宗教在世界观之外，更多地纠缠于“力”，特别是从未知世界向可知世界传导的力。假定我们判断存在四维或五维空间，且该空间有着丰富的物质或非物质存在，但是如果这些存在对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完全隔离、毫无作用，既不提供我们这个世界事物变化的原始动力，也不回应这个世界的各种存在对发展轨迹的改变诉求，那么那个四维五维甚至更多维空间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未知世界的存在能够向已知世界传导“力”，改变事物的原有发展轨迹，便是我们心中口中的“神”。传统宗教中，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着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今世传说故事，相互间还有很多争论和异议，但究其根本，还是催动物质和人类世界运行的“力”发端于一，这个“力”之源泉、之存在、之贮藏，是在未知世界（从信徒角度看可能是已知世界），在依靠直观和推演都难以立据的、不可触及的世界。但是这个“力”不仅创造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造就了事物运行的原始轨迹，还能够因应信徒的需求对原定轨迹适时适量作出调整。因为这个“力”是万能的、全能的，所以能够同时照顾数以亿计的诉求。我们把这样的宗教通常叫做一神教。而对于雍仲苯教、婆罗门教、佛教以及古埃及、古希腊、印加帝国的国教而言，多重世界是人间事物之结构性背景，从未知世界向已知世界传导“力”有多个通道，“力”作用大小也不尽相同，一般代表太阳、月亮、大地、海洋等庞然大物的“力”源伟岸些，代表草木鸟兽财酒色艺的“力”源就单薄些。有些“力”只能单向传导，有些像在希腊神话中那样还能在人间和神界相互影响，在苯教、佛教、印度教的信念中，人可以依靠今世的主动行为影响后世的被动存在形式。我们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具象存在和一部分抽象概念在未知世界都有相对应的“力”源，而且这些“力”经常在多重世界之间传导过往。我们通常把这样的宗教叫做多神论。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的生成和运行并没有什么原始动力，特别是我们相信根本不存在未知世界或多重空间，即使它们存在也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瓜葛，我们这个世界有自我运行的规律和法则，那个世界没有任何“力”能够作用于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用数学概率解释命运，用生物化学解释生老病死，用神经学解释喜怒哀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解释荣辱兴衰，这大约就构成无神论了。这可以将我们引回传统儒家的经典信条上来，即魂为附气之神，魄是附形之灵，人死后，魄归于地下而速朽，魂归于天而气散，不在此世存留任何物质或精神的东西。因此纯粹的儒生只会重视今生今世，要在这个世界获得世俗的成就和快乐，获得肉体和精神上的充分愉悦。在儒学与佛道交织混杂的中国历史中，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俗世生活中掌握权力与资源的人往往不去认真考虑宗教上的事情，当权者在临终前仍在思考与指导世事的例子比比皆是；而被贬谪、罢黜、流放的官员和经营失败的商家，以及失去异性关怀的女人、晚年苦无所依的老人，会在信仰上和人身依属关系上皈依某种在当时社会已成建制的宗教派别。

无神论的儒者之愉悦源泉：生物性“食色”；社会性“安全、分配、支配”；超验性“审美、灵魂”
那么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儒家信徒，在这个世界上要获得哪些并如果获得肉体和精神愉悦？子曰：食色，性也。这句话不仅可应用于人类，也泛指一切生物存在的要件，即获取养料（动植物方式有异，目的相同）延续本体存在，繁殖后代延续物种存在。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他生物，特别是进化高阶的哺乳动物，在摄食、交媾过程中有目的性地获取非生存必要的快乐，像人类一样发展出以食、色为基础的智性满足和审美愉悦。简单说，就是对于今天的人类而言，吃不是仅为了获取养分，更多情况下是为了获得味觉上的刺激，再加上其他外围因素，综合而成一种情感性的索取。性交也不是为了生产后代，更多情况下是为了获得性器官的刺激，再加上其他社会因素，综合而成一种心理上的赢盈。我们还不好判断一只贪吃的猪或狗，是出于生物性的自然条件反射，为了储存能量以避免有可能出现的断食对身体造成伤害而不停地摄取食物，还是他们在进食过程中也有同人类相似相近的“心理”感受。交媾频率比较高的动物，比如羊、虎、猴，是否也存在“为性交而性交”的行为并且在性交过程中同样获得“心理”满足。而且人类获得“食”、“色”的愉悦，不仅限于进食、性交过程中的肉体满足和附着于其上的心理满足，也包括在寻觅、争取、准备进食和性交期间的激素排放和心理预期，以及进食和性交过程之后的生理心理延宕期。
如果说“食色”愉悦是生物性的，或说是以生物性为基础的，是通过常规途径而非医学手段刺激人脑“内侧前脑束愉悦回路”获得的效果，那么人获取社会性愉悦的过程、模式和剖析就更为复杂且无循例。在群体环境中，人类个体确认个体生命和肢体完整不受可预见的威胁，即获得安全愉悦，在和平时期这种愉悦没有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但在动荡时期则因与身处危险境地之对比显得尤为突出。人类个体对群体（社会）生产成果分配有最起码的公平期待，分配比例愈高，意味着个体获得竞争性优势，生存保障程度增大，亦获得相应的（不一定是线性比例的）愉悦。由于社会生产体系发展到奴隶社会就已经复杂到难以直观衡量，人类在各个社会阶段都发展出一套附加诸多非生产因素的分配制度，使个体逐渐丧失在成果分配过程中对公平程度的直接判断能力，也使个体的分配愉悦变得不可捉摸。在一个群体中，某一个体的个人意志得到其他个体甚至是群体成员的集体服从，意味着该个体将在这一群体中获得超比例的可支配资源，有更多机会获得生物愉悦、安全愉悦、分配愉悦，这自然给这一个体带来支配愉悦。但是该个体以何种代价换取、以何种方式获取、以何种机制保障支配愉悦，如何扩大支配愉悦的程度和付出回报比，也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变得十分麻烦的问题，如果有算式的话，变量越来越多，结构也越来越复杂。
如果说包括上述在内、虽非全部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愉悦（比如由不同程度的安全、分配、支配愉悦等复合而成的群体认同愉悦等）尚且与人类个体生存和种群延续的基本需求有密切关联，那么从古至今在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审美愉悦和在少数个体身上出现的灵魂愉悦是否还能以生物需求和激素分沁解释呢？也许早期的人类对于“美”的认知仍是源自对于人类自身以及环境中各类物象之宜生性的判断，即是否适宜人类个体和群体的生存繁衍。一个健康、有活力、能量充沛、生命力强、生存能力强、繁殖力强的人类个体，其外在表征、行为方式、性格特征都有可能构成最初人体美的初始标准。人们由此及彼地给予其他动物一个同样的评判标准。一个气候温和、无自然灾害、易于安全保障、动植物食材和饮水供给丰富的自然环境，无疑将受到人们青睐，其中山川草木的形态、色彩、线条、比例都有可能被原始人群认定为美的标本。无机物中的结晶体结构和很多生物体的组织结构都会体现黄金分割以及其他自然法则，亦以直观形式非理性地影响着人们对“美”的认知形成。及至人类不断征服自然界的各种障碍和挑战，将原本妨害生存的物象转化为可资利用的生产资料，原先不美的危岩、湍流、毒芹、厉兽就可以晋身美的符号群了。人类的某些群体行为，如积极主动从事生产，协作耕种狩猎，母亲关爱后代、强者照顾病老残幼等，是有益于群体生存并日益繁荣的“善”行，同时也获得了“美”的认定。这种对行为美的认知也会反映在与行为相关的物象上，特别是那些对于这些行为的形象化记录。
这些原始的美的表现形式表现经过概念化、抽象化、简约化后，随着人类社会机能和个体感觉及情感不断累积、蜕变、叠加，形成每个时代、地域、人群范围内愈加多样、复杂、复合美的范式，在人们基本的求生需求得到满足及一定程度保障后，构成人类社会创造成果上的附加符号，托生出高层次的愉悦价值。这些带有愉悦价值的符号时时提醒人们什么是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事物形态和行为范式，向观察、聆听、获悉这些符号的人们发出诱发积极情绪反应的信号刺激，只是这些刺激变得越来越得复杂、多元、间接。最初人们歌咏，是求生活动闲余时对语言声音进行应时的情绪化转变或对自然声响的人格化模仿，并稳定地固化为若干单声部旋律，日后逐渐发展为以工具（乐器）替代人声表现旋律，多乐器（或加人声）表现单声部旋律，并将旋律、音型与情绪进行一一对应，直至出现多声部、乐曲结构化，以乐曲表现复杂且变动的人类情感，以音乐触发人类对生命世界的感悟。中国书法从最初的甲骨片上的线条象形，发展到今天以毛笔和墨水展现书家自身生命力和心性情绪以及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反应，走过了几千年不停积累、变异、分支、借鉴的过程。今天书家和看客都能从当代作品的创造和欣赏过程中领略与本人个体生存需求没有太多直接关联的愉悦，但我们在博物馆里仍有机会能够体察早期划甲刻骨的卜师们和首领们驻目那些符号时对其卜筮功能之外的诸如形状、大小、布局、结构等因素的原始愉悦。那么从原始审美走向纯粹审美的过程中，是否从量变发生了质变？是否审美愉悦已然脱离了人类生物和社会需求的基座，进入完全由心性主导的、仅存在于意识范畴的超验层面？
    说到灵魂愉悦，我们必须假定有这种体验的个人或人群相信人的肉体和灵魂是分开的，起码相信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他们不认为人的感觉、情感、逻辑分析、抽象思维只是生物能脉冲信号。精神可以寄托于肉体而存在，但精神还有另一个依附母体，就是在这个世界难以寻迹的灵魂。灵魂是一种实存，是一个“有”，尽管其存在形式可以是“空”，可以是“虚”，可以是“无”。灵魂体系如何运行，是一成不变的还是可以塑造的，是个体分离的还是交融互通的，是人畜草木山河分类运行还是可以跨越世俗类别的，人死后是散灭还是游离还是重新附着，是单体平行独立附着还是汇聚后重新分体，凡此诸多疑问，人类在世界各地的各个群体似乎已经总结出了很多部分兼容部分对立的结论。关于个人活体获得灵魂愉悦，恐怕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描述和定义。东方的高僧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体会精神本体的旺盛运行，西方的修女可以在半梦半醒时分感受微笑的天使持箭穿心。我们亲爱的儒者们在习文领教、吟诗作赋、赏梅望月、观帖展卷时，也常有获得在物象、理智、情感之上的能量巨大的愉悦的感受，使得儒者欢庆附着在自己肉身之上却游离于自身皮囊之外的个体灵魂日益丰盈。在具有巫毒本领的多个地方教派里，本领高强的巫师能够穿梭于当下现世与灵魂世界之间，甚至能够捕捉、操纵、利用其他动物（包括他人）个体的灵魂。
人类可能还有其他超出生存需求、与原始生物应激反应无甚关联的愉悦体验，关键是我们要不要将其物质化、物理化，解释为微粒子在人体神经系统中的运行。这样就坚决否定人类意识本体的独立存在，比儒家来得更纯粹。儒家承认意识本体的无形存在，但否认意识本体有独立的运行法则和空间，否认有多重世界及在多重世界结构下有与今世平行、基本不交错的另一个人类意识本体世界。而现存大多数宗教不仅认为人类意识本体的独立存在，也认为意识本体可以穿越多重世界，根据一定的规则（比如神的意志）运行、变化。当我们知道人类已经消灭了83％的野生动物，今天人类生物质量总和已经超过野生动物和圈养动物质量总和时，就可以解释为诸多早亡动物的灵魂经过重组再造转移到了数量不断增长的人类新生儿身上。从普通的宗教信仰再进一步，如果我们认为，人的本体就是意识本体，现实世界的物质存在是反映在意识表面的“像”，人的感觉是意识本体对外部存在的反射，人的情感与智慧是意识本体的波动与震颤，这就类似一般意义上的“唯心论”了。但是，那些持“物我归一”论观点的人则相信，我们无须将外物与自我隔裂开来，无须因以意识为主体、以物象为客体而造成二元对立，无须机械地剥离思想与肉体、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多重多元、动静变化所体现的是一元的存在，心物相互反射的过程将两者融溶为一，物由心生，物明我心，物心共振，物即是心。虽然说起来有些玄乎，但这也是对于诸多愉悦层面的一种看法。那么如何分别在上述这些层面获取灵魂愉悦呢，恐怕对各种愉悦的定义比厘清获取之道一样困难。
上面这种种看法和观念，基于一个看似没有争论的起点：人类的存在是必然的，人类在现实世界的延续也是必然的。我，肉体形式也好，意识本体也好，存在的基础是：我是一个人，是人类的一分子，是智人的一个标本。我的肉体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人类依然存在，未来人类当中也可能出现成为我本体回归的一个或几个载体。即使没有回归，我当下之思维、观念、信仰、律条的发生起因和映射指向都是人类社会的其他成员，而不是其他生物、无机物或未知世界的某种存在。但是这个作为起点的假设并不一定是确凿的，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类出现、存在、延续是必然的事情。人类可能只是时空轴上的一个爆点而已。人类当前的所作所为也无法说明人类不会在承载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毁灭之前完成自我毁灭。也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思绪是必然的事情，我们如此珍视的认识、判断、推理、结论能力，我们自诩为万物之灵的基础——思想意识，有可能也只是某个湖面上的一波涟漪，是发生在湖岸范围内、浅层平面上、由与波浪无关的外物引发、能量不均匀不稳定的一些阵动而已。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大多数人类的思维程式，且量级能力超出人类百万倍。如果生物进化论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实，那么人工智能进化出人工情感（甚至人工灵魂）将以压缩自然速度数万倍的时间完成。这就不再是涟漪了，而是汹涌波涛、惊天骇浪。

共同认定：个体加群体、未知事物、思维局限、追求愉悦、分配失衡
抛开所有的哲学辨诡、教义纷争、玄秘遐思，我们回归到一个普通的人类个体在这个世界的一般存在，回归到该个体对自我和世界的观照和迷惑，回归到该个体对今世愉悦的不断追求。
我们无法强求任何一个人一定要接受某一种观点，观点的产生、形成、固定要经历十分复杂的过程，受到很多内生和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每个人在确定某一观点之前，自生的内心秉赋和经受的外部影响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只要所有人把所有的观点如实地摆到桌面上，我们总能找到这样那样的共同点，而且不必是共同的肯定，也是可以是共同的否定或者共同的疑惑。
首先，我们似乎可以认定，人同时存在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上。不管我们如何强调智人是世界上最高级的生物，其他任何物种都比人类低级，如何强调人的智性和灵性，建设了规模庞大、卷轶浩繁的人类思想宝库，如何强调个人的能力和权利，声称个人的独立特质在于公益无害条件不容侵犯，仍然我们无奈地看到人类与其他物种特别是哺乳动物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在自然界中不得不以种群形式生存下去，不得不长期保持个体相对的差异性。这使每一人类个体在世间存在期间必须遵守某一群体（小到社区或村落、大到国际社会）的规约法则，每一个体的自我完善过程也无法脱离群体而独立完成，合作与竞争的矛盾将伴随每个人的一生，伴随每个人类群体出现至消亡的全程。
次之，我们似乎可以认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类未知的事情。人类历史上，大体上后辈人总能比前辈人多掌握一些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并对前人总结的规律作出批判和改进。当下人类未知的事情涉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也涉及人类自我创造的精神世界。我们对星系宇宙和粒子结构正在进行无休止的探索，必将找到一个又一个答案，解除一个又一个疑惑。至于这个物质世界是三维还是多维，是单层还是多重，维度间和层面间能否交互穿越，到目前为止还无法作出像相对论那样能够依靠推论导出再通过实验证明的科学结论。人类对自身思想意识和情感的研究更是一个科学与玄学并进互殴的有趣局面，生物学、心理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同冥想、苦行、禅修、密修、感应等分别打开各自的观察通道，通道后面的风景却仍然千变万化。
再次，我们似乎可以认定，人类的思维是有边界的，认识是有局限的。思想，按照一神论者的说法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特殊秉赋才能，按照进化论者的说法是人类从生物群中脱颖而出、跃升到生物链顶端的幸运异化。历史上一位又一位思想家通过天才式的领悟提出崭新的概念和判断，摧毁了同时代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基础，却使全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基础一个又一个台阶不断攀升。在没有实验证明人工智能未来能够加速这种颠覆式思想攀升的频率从而帮助人类实现思维能力的颠覆式升级的今天，我们只能假定人类的科学理性思维，不论其多么复杂深邃，仍然是基于千万年来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事实发现、数据采集、算式设定、逻辑推演等等，那么虽然人类已经能够认定很多超越人自身动物机能直接感受的事实并推断出很多被实验证真的物质世界变化规律，但是人类思维仍然受到人类感官的基础性局限，并且在以往的研究分析中强烈依赖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性（包括测不准定律）、可溯性、可知性。即使我们可以自信地判断，人类思维有朝一日必然会跃升到今人难以想象的非凡高度，但这正说明在每一个历史时刻，彼时全人类的思维就是被圈囿在某一个范围之内的。
再再次，我们似乎可以认定，持续不断的愉悦追求是人类个体今世生存的不竭动力。任何对人类愉悦的分类、列举、描述都难以做到完整准确，但我们阅读古往今来的人间故事，回顾自我的人生道路和体会，不论是作为独立个体还是作为群体中的一分子，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又一个寻求获取愉悦的奋斗历程之组合。对于生物性愉悦的追求不言自明，只是当代人的取食和性交掺杂了太多的社会和审美因素，使得对单纯生物需求的体察显得低级甚至可鄙。人类的感官机能原本主要是为生存服务的，比如味觉能够使人辨别食物的基本属性，通过经验就能够判断食物的安全性、营养类别和含量等。然而人类发现并使用不计其数的香料，与食物进行混合，将人类的味觉能力训练到比狗灵敏三倍以上（狗的嗅觉则比人类强出百倍）。今天人类进食过程中包括大量享受香料的味觉感受，而这些感受并不全然与人体对盐分、糖分等生理需求相关，有很大成份涉及个体的社会功能和审美联想。人还找到烟草、酒精、毒品等直接刺激神经的介质，更加简便、强力地获取感官愉悦，但这种仍然可以归类于生物性的愉悦已经与生存需求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了，反倒是经常被瘾君子们拿来与灵魂体验挂钩。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贪生怕死、趋利避害是最正常、最基本的状态了，人总是尽可能、最大化地寻求生命的安全保障和继嗣可能，尽可多地获取分配权益和支配权力，并且在确认一定程度的保障基础上寻求与之相应的审美享受和精神收获。这些追求常常在心理和情感界面上表现为期待、希望、欲望，而实际上人在生命活跃期间绝大多数的欲求设定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从而给我们带来连绵不断的各个层面的愉悦，即所谓生命的喜悦。只是现在人们更注重、更愿意谈论那些未能实现的目标设定，不住地感伤嗟叹人生的种种遗憾，而不考虑实现这些目标的主客观条件是否足具。
最后，我们似乎可以认定，当前最容易给人带来挫败感的是社会分配失衡。人类制造出越来越强力、精密、智能的工具，人类在技术层面的认知水平和推断能力越来越广博、深刻，在一个中等及以上发达社会里，生存需求、安全需求以及审美需求都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持续、充分保障。今天发达社会的普通民众在纪事初始年代的人眼中一定就是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能在高空和地表高速行进，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超大能量供给，能在世界任何有电信覆盖的角落都能即时通讯，能随时查寻概念、数据、图表等资料。然而这些提高了人类福祉的科技进步成果并没有确保人们获得更大量、更多样、更强烈、更明显的愉悦。这说明愉悦必定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经历过饥馑的人和终日饱食的人对食物供给的愉悦起点不同、层次不同、要求不同。互联网时代出生的人对于数据供给的感受怎么能同曾在前互联网时代求学的人一样呢？愉悦的产生在时间轴上不断调整基准，因此很难稳定地衡量其频次、强度和质量。愉悦更是一个社会群体中横向对比的产物。所谓供给不足，固定范围内的历史对能够说明生产流程问题，但给人们带来心理负面感受的常常是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的即时对比。在诸多横向对比的标尺中，分配是最重要的一个。如何分配生产成果和社会财富，原则、理念、算式、制度、渠道、介质，凡此种种，每一项都会带来无数问题，激发历史上一幕幕的人间悲剧。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花最多精力研究、以最多笔墨著述的主要就是分配问题。当前大到全球议题、国家纷争，小到家庭矛盾、办公室政治，绝大多数是围绕分配问题出现的，而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种种体制，绝大多数是针对分配问题设计建造的。
奇巧的是，分配问题，特别是人类有史以来恒常的分配失律失衡，有可能是激发人们对上面那些所谓终极问题思考的诱因，不平则鸣，鸣则诤乱，乱则困顿，困则审思。而且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思维创新能力、制度管控能力的不断提升有可能已经造成并将继续导致社会成员面临更严重的分配不公。未来的分配不公，不仅是实物、货币、权力的分配不公，更是信息、知识、技能、潜力、前景的分配不公，而且个体之间的分配差别有可能最终取决于思维、心理、智慧、灵性的涵养，即愉悦获取能力的培养。这个领域的分配不公将使人类四分五裂，出现愉悦大师vs愉悦奴隶、愉悦过剩vs愉悦赤贫、愉悦霸权vs愉悦弱势之类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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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详细，须有配图。

令人无法入睡的睡莲

在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2019年举办的莫奈画展上，展出了该馆1979年购藏的一幅《睡莲》。这幅画尺寸很大，宽201公分，高181公分，几乎是那次展览中尺幅最大的作品。虽然按照展览方安排的参观流程，展览中区有《日出印象》、《雪中火车》等不少莫奈的标志性经典名作，但这幅《睡莲》却被当作这次展览的压轴重鼎，陈列在最后一个展厅的中堂位置。这也许是国家美术馆有意为之，借以显示其专属藏品的尊贵，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幅画作的艺术水准和市场份量足以镇得住场子。

莫奈1883年定居到巴黎以西八十公里塞纳河畔的纪凡尼（GIVERNY）小镇后，他寓所对面的水塘花园便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绘画题材。大约十年前去纪凡尼朝圣时，曾站在花园里的日本桥上左右观望，试图找到一些莫奈画作的视角和景象。然而那天头顶上炎炎烈日，四下里朗朗乾坤，很难感受到充溢在莫奈画作中的朦胧与清凉。或许是因为自己太年轻了，心浮气燥，或许是因为眼力尚健，没有烦扰着那位老年画家的白内障。

从1890年代后半期至1926年去世，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十年间，莫奈绘制了至少几百幅睡莲。据说他自己亲手毁掉不少，如今大约还有250幅传世，被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和画廊竟相收藏，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长年陈列在巴黎桔园博物馆椭圆展厅中的巨幅长卷。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收藏的这幅睡莲，据推测是莫奈1914至1917年之间绘制的，此前由他的儿子米歇尔继承并于1960年出售给移居纽约的法裔艺术经纪人维尔登斯坦。

看电脑屏幕和印刷品，是无法体会直观原作时的感受的。画幅本身有一人高，悬挂在展厅中，观众的视线大致与画作中线平齐，而莫奈时代的印象派画家常用透视收缩，将画面上方的景深人为拉近，这样就很容易给观画者造成一种扑面而来的重压感。如果站得足够近，宽阔到近乎正方形的画幅便填满了整个视野，给人一种无可逃避的包裹感。观看中国画中的立轴山水，尤其是将视线与画作底部通常绘有人物活动的局部平齐时，同样也能感受到这种危压感，因为透视收缩是中国山水画与生俱来的特质。在中国传统画作中，还有很多只有几十公分高但长度达到几米甚至十几米的横轴卷，古时文人观画时需要两名书童站在两侧帮忙，一位不断放开卷轴，另一位不断收进，只在观画人面前展开适当的长度，这样观者就能从卷首一路慢慢品读到卷尾。那过程有点像观看上世纪文艺电影中经常运用的长镜头。观看横卷，也能获得一种包裹感、融入感，但与观看这幅莫奈显然不同。前者是流动且变化的，后者是沉静且垂蔓的。

画这幅睡莲时，莫奈已经至少74岁了。在将近四平方米的画布上挥洒油彩，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应当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存世的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正午时分，草木繁盛的水塘边站着白衣白帽白胡子、体态雍容圆润的莫氏老爷子，面前直立着一人多高的大幅画布。他左手擎着调色板和一把画笔，右手捏着一支笔刷的尾端，转头望一眼池塘，回头涂两笔油彩，反反复复，怡然自得。但是这样举着胳膊，上上下下，高高低低，轻轻重重，竖竖横横，一笔一笔地将几平米的画布涂满色彩，应该并不比在健身房里撸铁来得轻松。

知道了莫奈风景写生的状态，再端详眼前这幅睡莲，看到画布上的油彩笔触特别粗砺、豪放，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倒给看画人出了个难题。站得离画远些，那些张牙舞爪、恣肆奔涌的笔划就能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画面上的物象就更加立体、生动，但是视野里画框和墙壁的份量就增多了，看画的沉浸感就有所欠缺。站得离画近些，视界内满是鲜亮且清晰的油彩线条，更容易想象自己就站在白胡子老莫的位置上看那池塘、涂那画布，但是那些笔道的毛茬儿和色块的分野就显得格外乍眼，有时候不得不强迫自己把视线焦点放到画布后面若干米远的地方，才能将画面上的局部细节融合成一个整体物象。这时候才意识到，看莫奈的画，有点白内障可能并不是坏事。

吴昌硕与莫奈是同时代的画家，吴比莫小四岁，晚一年去世。虽然他们二人的文化传承、艺术源流、绘画技巧、精神寄托大相径庭，但在用笔着色方面却有着相近的练达和潇洒。当然，吴会在宣纸上大量留白，莫则要将画布涂满颜色；吴善于运用水彩的润涩对比，莫习惯性地在一笔油彩中兼色；吴擅长精细区分不同灰度的墨色，莫能够把各种色彩混用到极致；吴用书法线条写物传真，莫以百变色块写生塑形。最奇妙的是，如果将他们的画面拆解到方寸之间，两位大师笔下凌乱的线条和色带完全不具有任何形象意义，而且常常给人留下混乱、芜杂、焦灼、狂躁的观感。但将这些支离无序的碎片组合在一起，整个画面却总是呈现出一派和煦温润、平静闲适的世间景象。不论是纤毫必现的古代中国工笔画，还是精微细致的欧洲弗兰德斯画派，都无法给观者带来这样由整体与局部对比造成的强烈情感对立。

中国人看中国水墨画，不会纠结于竹叶、竹茎为什么是灰黑色而不是绿色的，荷花、荷叶竟然只是墨法不同而不是一红一绿。以墨代色是中国画想当然的也是最显著的传统。中国人看西洋画，似乎欧洲文艺复兴以降的欧洲油画更擅长还原所绘物体本来的颜色。即使颜色返真度有那么一些差距，也是因为受到颜料工艺和画师技法所限，并不是画师主观上试图在绘画过程中有意背离物体本身自具的色彩。

然而莫奈似乎并不在意这幅睡莲上的颜色是否足够本真。画面底色是偏蓝的藕荷色，很难相信那是阳光下池塘水面原本的色彩，尽管有可能彼时池塘里满含着氤氲水气，或者杂密草茎间的水波反射着淡紫色的天光。画中的莲叶更是由极为复杂的绿色、黄色和褐色油彩堆砌而成，现实中应该找不到哪片叶子会呈现其中任何一种油彩的颜色。画面下方那一片青栩栩蓝瓦瓦的色带据说表现的是水塘岸边的鸢尾和百子莲，但是哪些真实的花萼会呈现这样明丽且鲜正的蓝色呢。画面上唯一相对可靠的颜色是那几朵含苞待放的莲朵，但就连这些花瓣的赤红色也比实景显得浓艳许多。这样看下来，老人家当年似乎根本就没想在调色板上调出与现实贴近的颜色，而是藉着各种正色的混搭与组合建立起一个玩弄观者感官的视觉“印象”，令人不由自主地相信这画面上的一切就是那池塘中生长的什物。看来大画家的一个大本事，就是故意用极不仿真的介质和手法呈现出令人信服且为之着迷的图象。

从画面上的颜色铺排看，莫奈无疑是有意描绘一个稳定、安详、平静的情景。虽然画布上每一个不大的局部中都堆积了多重颜色，不单纯以绿色系绘制叶片，也不仅以红色系表现花朵，而且这些色斑色块色条色线交织扭曲、穿插回转，将细部切出来看就像是乱糟糟的涂鸦，但是画面整体的色彩布局却有着十分清晰的章法，冷暖色的搭配与明暗度的协调都无意制造戏剧冲突，而是着力营造一种轻歌吟咏、缓步漫舞的气氛。特别是从上到下颜色一层层逐步加深，画面底部那一带幽蓝，结结实实地托住整幅图象，再沉稳、再踏实、再安定不过了。所以，那些初看上去色彩鲜艳斑斓的涂鸦不但没有使人激悦兴奋，反而令走到画前的观者感到一种闲适、悠游、详和的安慰。

给观者带来安定感的，不仅是色彩。这幅画的构图基本遵循了古典主义的结构法则。画面中央的池塘水面构成一个水平椭圆，这个圆形的边缘同画框上下两沿、左右两边的距离基本均等，既不倾斜，也是旁倚。而由近景岸边花草的亮色带与池中莲叶反射的亮色群组成了一个几乎等边的正三色形，同样不偏不倚地垂直框定在画面中央。画面上端两角分别绘有些物什，隐隐地在画幅上部形成一个穹顶，就像是欧洲教堂里常见的壁龛画。此外，池塘里三朵最显眼的花苞，三片最明亮的莲叶，三组最集中的叶片聚合，甚至右上角三抹奇特的蓝色圆圈，构成一个又一个能够直到稳定画面作用的不等边三角形。莫奈用这样一种明暗结合、工整均衡的构图，向看画人展示了自然世界一个角落的自然存在的内生秩序，引人入胜，宜人沉思。

然而色彩技艺与构图技法带来的稳定感并不会使人觉得沉闷、无趣。这当然是一个正午时分的池塘，平静无浪。但是岸边的花草在随风摇摆呢，风中一定夹带着花粉和草汁的新鲜味道吧。水中的荷苞正努着劲儿想要绽放呢，这些岸上岸下的植物可都在茁壮地狂野地生长啊。莲叶遮蔽的水面下还有不少鱼儿在游动呢，闲不住的蛙儿此时必定在呱呱鸣唱吧。画家的笔随着心跳和血流在画布上歌唱呢，观者的思绪和心情都被搅动得难以平静啊。这个看上去宁静无扰的图象，原来是一个饱含着生命力和原动力的活泼景象噢。那么那些盯着画面端详良久的人是真的发呆入定了吗？他们的细胞和神经正出奇地活跃，艺术观照的刺激足以使人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泪腺充盈。莫奈带给人们的睡莲词可不仅仅是安适闲逸的伶歌嬉曲哟。

莫奈笔下的池塘就只是个花花草草、枝枝叶叶的自然物聚合体吗？这幅睡莲图就只是一张眼界出不去十米开外的风景画吗？这画中暗寓的自然品类之盛、生命荣枯之限、万物交融之相，不正与二十世纪初那个混乱、激荡、纷杂、涡旋的欧洲社会共情吗？看那如此不真实的莲瓣上的红色、鸢尾花的蓝色。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及后来的古典主义绘画中，它们是宗教和世俗人物袍服上最常见的颜色。看到这两种颜色，就不难被带出画中的景物，由天然生长的植物联想到那些苦难路上的圣徒、神话故事里的仙人、传说中的古代贤明和武勇。不论莫奈是有意还是无意，是明喻还是暗讽，他画中的这个水生池塘不啻就是个人生池塘。他没有画一个人物，却描绘了百态人世。

他画这幅睡莲的时候，大约正值一战进入高潮阶段，据说离纪凡尼小镇五十公里的地方便是炮火连天、喊杀震天的战场。艳如朝花的年轻生命正在一个个枯萎凋谢，田园宜居的乡间村镇正在一个个崩坍毁灭。彼时欧陆大地上的人间世态，完全悖逆这幅画中描绘的自然生态，既没有孕育生命的旺盛潜力，也不是保育生命的桃源仙境。莫奈在一个刀兵四起、危机四伏的年代，画出这样一幅恬淡、平明、厚生、润泽的图画，是表明对尘世悲剧的逃避，对和平生活的期待，还是对连年战争的无奈，对人间杀戮的控诉？

画面左上角那朵粉紫色的小花，孤零零地悬在半空中，从形状上看肯定不是一个睡莲花苞，从颜色上看与画面中其他物象并没有任何呼应。有人将其解释为池塘边的树枝或是花丛上生长的蔷薇或者玫瑰。在莫奈其它的睡莲画作上，偶尔可以看到左上角位置出现若干花苞，但那确实是池塘远处虚化的物象；也常能看到近景切入以强化纵深感，但那更多是几行飘摆的垂柳而不是硬枝干茎上长出的花朵。这朵粉紫色的小花，实在是一个突兀的存在。熟悉欧洲绘画传统的观者，这时就不难想起二十世纪以前欧洲各地宗教绘画上在这个位置上经常出现的天使，他们扶云而立，神色超然，俯视着画面中央正在发生的人间故事。不论人间的故事是悲是喜，都不曾给天使们带去搅扰或忧虑，因为人世的过往在他们眼中不过一瞬尔，最终世间万物的灵魂都要在他们掌管的另一重世界里做一个了断。对于几十公里外正在不断前往另一个世界的众多魂灵，仿佛那些水面浮游着和水下蕴藏着的众多生命体，那朵小花标注的天使视角或多或少会是个寄托和慰藉。哪怕这只是画家本人在潜意识层面的应合。

也许我们并不应该对这幅几乎可以定义为现场写生的画作做过度的解读，它可能只不过是莫奈在某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将眼前的物象一笔一笔地反映在画布上而已。他那几十年里经常这么干。然而阅读一幅几乎可以定义为位于具象与抽象绘画艺术交界的画作，对于具象客体的认知是需要大量形而上的判断的，不然那只不过是一些与现实相差甚远的线条与色块而已。对于抽象意义的解读，就需要适当剥离直观印象和感受，做些结构上的拆分和符号学的分析。虽然这有可能只是观者的主体自圆，但这必定是伟大艺术家造就的客体触发的自圆过程，仍有规律可循，不全然依赖于偶发因素。这样才会使一幅睡莲令人无法入睡。

嗯,有功力!

拜读南根兄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