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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勒对维也纳第二乐派的影响

艾森巴赫：“肯定有所暗示，特别是第九，道出了对后世的意义。在第九交响曲首乐章最末，有一个很长的长笛独奏，那是一个十一音的排列，正正好好的一个十一音排列。然后这个排列的解决，也就是第十二个音，出现在小提琴独奏的升F上，分解了之前的悬空。马勒为这支长笛所写的非常神秘的排列，就出现在总谱倒数第二页上。马勒死后两年，勋伯格在布拉格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就提到马勒是圣徒：也就是说，勋伯格承认了马勒是个预言家，他的远见影响了勋伯格和贝尔格。”

盖蒂：“首先从技术层面上看，在第十交响曲中有十二音和弦，那个柔版，这是马勒首次采用这种和弦。我们可以回溯到贝多芬的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也有创新的技术处理。在维也纳第二乐派的三位作曲家中，贝尔格是最接近马勒的—在怀旧的意义上。相对于老维也纳人的贝尔格来说，马勒是这个城市的外来者。我想他们比较接近是在他们的音乐中都有一种抒情性—这种近似性并不明晰，但它们之间共有一种歌唱的意味。对我来说《璐璐》的调性要强过《沃菜克》很多。当然你会有一种B小调的印象，但突然之间都消失了…然后你发现了其他和弦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小提琴协奏曲中有着3度和5度音，它们回归到和声，回归到调性，但仍然并不明确。这就是晚期马勒作品和贝尔格音乐之间的关系。当马勒写出一段滑稽的谐谑曲时，他知道按照对位法，应当以双重赋格的样式来展现。他需要展示他在这方面的能力。”

吉伦：“首先是私人关系方面。我们都知道，阿尔玛曾经向维也纳第二乐派的音乐家们伸出援手，帮他们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尽管我还不清楚马勒是否也这样做过，但就我所知他对维也纳第二乐派的这些音乐家们都是很友好的，也经常请勋伯格、贝尔格和韦伯恩一起吃饭。”

麦兹马赫：“受马勒最深的应该是贝尔格，比如他写的和声。就和声而言，我倒觉得勋伯格和勃拉姆斯距离更近。贝尔格得到了马勒的真传，而且贝尔格还写歌剧，马勒也很想写歌剧。我不知道为什么马勒没有写过歌剧，可能他指挥歌剧都指挥得快吐了吧。至于韦伯恩，我觉得他好像一瓶精华素，把整流过的马勒浓缩液放在一个小瓶子里。他的每个动机，每句旋律都让我想起马勒。还要提到一个人，他从马勒那里学到很多，也是连接二十世纪的纽带—哈特曼（Karl Amadeus Hartmann）。特别是在哈特曼的慢乐章，比如柔版中，尤其在他的第八交响曲里，有很多“马勒印记”。那些其实都是回眸往事，带着伤感的眼神，因为那时已经是60年代了。音乐史其实很神秘，就像一条河，你永远不知道流自何方，流向哪里，是否会断流，是否会消失。哈特曼和亨策（Henze），都有马勒的印记。”

如何看待马勒预见到二十世纪的灾难：

艾森巴赫：“是的，以一种不可言喻的方式。比如第六交响曲的末乐章，那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乐章，因此作品和贝尔格的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乐队小品遥相呼应。而且这些作品都预示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不仅仅是某场战争，而是一系列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和之前的战争完全不同，因为那是一场现代战争，很恐怖。我觉得马勒在第六交响曲里捕捉到了同样的感觉。二十世纪初，社会中充满着让人大开眼界的东西，打开了人们全面思维的大门，也因此预示着毁灭性的灾难。那是抽象艺术、心理研究、当代戏剧和邪恶力量的开端。邪恶的力量往往和创新的毁灭性力量共存。人类学到了教训，但人性和教训往往问题重重。”

马泽尔：“在第次世界大战前夕，每个敏感的人都会察觉到即将到来的灾难：天下太平得太不寻常。如果你观赏那是诞生的绘画，就会发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马勒极端敏感，无疑也感同身受。他在写第四交响曲时，脑子里想的不仅是二十世纪面临的灾难，也有怀旧和反省，甚至是悲伤的成分，但总的来说这是一首愉悦的作品。那第五的末乐章呢？很多人都讨厌马勒，说他竟然还有心思写这首乐不思蜀的回旋曲。马勒当然有足够的理由保持快乐，而且他这样也是基于纯粹作曲技法上的考量，他需要一种力量来抵消。他曾说，他想表达的所有悲剧、反讽、冲突、怀旧、向往（Sehnsucht）等等，都会烟消云散，只剩下赤裸裸的快乐之声。所以这是作曲上的技法，经过出色的组合，便有了今天的样子。他想写回旋曲，为什么不呢？所以便能发现，人们的问题就在于先入为主， 下结论：啊，这是他比较差劲的乐章之一。完全不是，这是他在哲学和音乐上都最为精彩的乐章之一，赋予人们平和与静 。即使人们要理解生活中的悲剧因素，也应当先懂得热爱生活，欣赏并感激马勒表达的愉悦。然后，你再回首人类过去3500年来自相残杀的不堪历史，才会觉得罪恶重重。不过历史会周而复始。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这个所谓的和平年代，在地球上随时随地都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这在于人的本性。我想马勒作为一个艺术家，肯定对人类看得很透。”

梅塔：“伯恩斯坦告诉过我，第六交响曲开始的进行曲是德国的行军，以死亡进行曲的方式开头，理论上说，这就揭示了马勒预期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一种说法。”

莫斯特：“原则上，我对此并不赞同，因为它禁锢了艺术，过多地把它和某个时代联系在一起。因为如果那种观点是正确的，从逻辑上说我们在100年后不应该再演奏马勒的作品，因为我们不必再演他的作品，因为他仅仅谈论到我们的时代。因此在哲学上可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此达成共识：伟大的艺术自身孕育着永恒的元素，传递着那些被某些意识形态或者人生哲学中被称为永恒之火的东西。因此，我宁愿看到整幅的画卷而不是画上那些在我看来过多受到政治影响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