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读,呵呵。

连载之十

《如歌的行板》



著名画家、雕塑家徐立忠和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创作雕塑《秋色》时，耳边始终萦绕着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哀怨，荒凉，厚厚的石膏板上，那几片落叶凝固了，像空中飘动的音符，欲唱又止，余音袅袅。
油画《安魂曲》更是如此，那么多的古典音乐飘飘洒洒，带着宗教的庄严和神圣，在徐立忠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副震撼人心的画面诞生了：一个裸体的男子，头低垂，在忧伤地拉着大提琴，他在向谁倾诉？泪水融雪，琴声穿过画布直逼而来……
在于宁的书法办公室里，我和徐立忠老师交谈着。音响里传出叮咚的钢琴，淙淙如泉，好似为我们的谈话设置了柔和的背景。
我们谈音乐，说发烧，还说起《转着圈听音乐》的帖子，徐老说他在网上从头至尾都读了，他惊讶青岛有那么多人喜欢音乐，点击率过万，好几百回帖。徐老说他也认真地回过几次贴。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徐老答：“是音乐本身的魅力吧？我从小愿意读书，看《约翰·克利斯朵夫》，竟然能看好几遍！对音乐家贝多芬充满了敬仰。巧的是，几十年后，我又负责为青岛音乐广场雕塑贝多芬的头像，这不是缘分吗？”

满腹诗书的徐立忠很健谈。他曾在24年前为青岛工人文化宫的《每周一讲》主讲第一讲：《美与生活》，到第1000讲时，跨过漫长岁月的徐立忠又应邀去讲《美与时代－—我在对美追求中的感悟》一课。其中，绘画和音乐，是徐老授课的重要内容。
我们浸泡在美妙的声音里，话题自然离不开音乐。
“我觉得，音乐和美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徐立忠老师看到我在记录，也许说话便有一些书面的严谨，他思考着，回忆着。“我记得上初一时，我的班主任郝保真老师曾用音乐的语言形容美术作品，说《金蛇狂舞》这曲子中的笛子独奏像钢笔画流畅的线条。你看，他竟然把声音、色彩，旋律、构图，表述得相互渗透，融会贯通，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啊。”
狭窄的办公室里，我们几个人围徐老而坐。徐老不疾不徐，娓娓而谈。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不一定非要会演奏乐器，但你一定要懂点音乐。在艺术家的素养构架里，音乐元素绝不可少。有人说艺术创作是飞翔，绘画和音乐就是一对翅膀。韩美林说，画家要‘脚踏文学，头顶音乐’，看来他对音乐也非常看重。科学家钱学森也非常喜欢音乐，他说音乐是人的‘生理需求，精神宣泄’。喏，把音乐说得有生命和哲学的意味。”
我有些唐突地问，徐老师你会演奏什么乐器？徐老师说，他小时候拉过小提琴、手风琴、二胡，还吹过笛子、箫、口琴，也弹过钢琴、扬琴。
他竟然会这么多乐器，我有些吃惊。徐老有些自嘲似地说：“嗨，我虽然会摆弄那些乐器，但基本是半调子，除了在厂里参加过文艺会演，没上过什么大台面。不过，我最得意的是亲手做过小提琴，好几把。你知道做琴弓要用马尾，可马尾有一段不能用，上面有倒刺。这个，你不亲手做，根本不会知道。”

今年66岁的徐立忠，命运坎坷，饱经沧桑。拿诗人的话说，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却用来寻找光明。满怀理想和热情，追求美、创造美，想不到，黑夜又向他玩了个黑色幽默，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岁月。
“在我极度无奈，百般沉沦的时候，是音乐融化了我心中的冰。”徐立忠幽幽谓叹，他说起了30多年前的往事。
各位看官，为了叙述凝练，我还是摘录他1995年11月22日写的一篇文章吧，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如歌的行板》。徐立忠写道：
“1971年冬天，我被非法关押在‘牛棚’一年另八个月之后回到家里，第三天就因病不能上班了。我的心灵被摧残和蹂躏得满是流血的伤痕，我希望闭上眼睛堵上耳朵，在宁静的黑夜中，使我心灵的创伤愈合。一天天在无所事事中度过，心中流血的伤口愈合了，结了厚厚的痂。我的心灵荒芜了。我对一切都木然，没有激动，也没有欢愉。
“就在这时，邻院的张健大哥来看我，试探着鼓励我重新拿起画笔作画。我苦笑着拒绝了：如果我不能画我喜爱的画，倒不如不画心里平静。张健大哥脸上闪过一丝苦涩的笑。他不愿看到我的心灵就此荒芜，自此几乎每天都来我家坐坐，我们从不谈画，这也是我讳避的缘故，张健大哥似乎也怕由此触痛我心灵的创伤。我们只谈音乐。柏辽兹、萧斯塔柯维奇、柴可夫斯基、巴赫、斯美塔那、德沃夏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萧邦……凡是能从记忆里找到的音乐家和乐曲都搜寻出来，掸掸56gg劫难的灰尘，在清谈中擦拭出他们昔日的光亮。清谈音乐和音乐家成为我们最快乐的事。它像雨水使我荒芜已久的心灵又泛起新绿。”
原谅我引用这么多的文字，因为我觉得徐老师的文章，情深意切，令人动容。
“一天，张健大哥又来我家小坐，谈起了柴可夫斯基。我记起了上中学时，赫保真老师在给我们讲柴可夫斯基和他的作品时，曾说过：‘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吸收了俄罗斯民歌的营养，俄国民歌悲怆的旋律对柴可夫斯基影响甚大。’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突然涌起想再听听柴可夫斯基作品的渴望。在那时这种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56gg的浩劫把这些人类的文化精华，都称之为‘四旧’，用‘革命’的铁扫帚横扫得一干二净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能再听听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该多啊！’
“张健大哥听到我的话，也陷入了默默无语的沉思，直到香烟快燃到手指时，他才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自此近一星期张健大哥没到我家来聊天，我有些想念他了。有一天晚上，我在家看一本破旧不堪的《古文观止》。突然，张健大哥来找我，眼睛亮亮的很兴奋，颇有些神秘的告诉我：‘我弄到老柴一张密纹唱片《如歌的行板》，到我家去听听？’
“我听到这消息高兴得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当即就到他家去了。
“他家临街的窗挂上了厚重的窗帘，电唱机放在五斗橱上……不一会，柴可夫斯基那熟悉的乐曲就像从另外一个历史空间传了过来。大家都仿佛停止了呼吸，只有那如泣如诉的乐曲在屋里回荡着，悲怆充满了这挂着厚重窗帘的小屋。
“唱片在缓缓地转着，悲怆的歌在回荡着，我的脑海里出现了雕塑家夏达尔的作品：一位白大理石雕刻的青年女子，镶嵌在磨光的黑大理石板上。她正在缓缓地向永恒的黑暗走去，突然停下来，回首向人间投下了永别的一瞥。目光中充满了悲怆的留恋和爱。乐曲的余音在屋里回绕着消失了，她也仿佛走进了黑色碑石那永恒的黑暗中……
“在这如歌的行板中，56gg的惊慌，恐惧和心灵的悲哀、绝望都溶解在乐曲的悲怆中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美丽战胜了荒芜心灵的苍白……”
面对以上的文字，你能删得动吗？忍心删吗？我宁愿冒“省事”的嫌疑，大段照搬。

夕阳把玻璃涂上了斑斓的红，于宁办公室的灯坏了，室内有些昏暗。一把胡子老陶在咔咔地为徐立忠老师拍照。音乐还在潺潺地流淌，徐老说完伤心往事，屋里一片寂静。
过了一会儿，青岛电视台编导王源青提议，再听听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感受一下徐老师当年的心情。于宁说好，转身在抽屉里翻找最好的演奏版本。
我问徐老，您那么喜欢古典音乐，都是国外的，难道中国就没有伟大的作曲家？
徐老毫不犹豫：“没有！”然后他谈起欧洲，特别是德国，涌现了那么多的世界级的作曲家、演奏家，谈到了有关国家体制国民经济公民素质艺术氛围等等。他还谈起中国目前著名的作曲家谭盾等人，他们毕竟生活的时代与环境离古典大师的距离太远，不可能产生古典大师那样的作品。
宋志坚插话，说前不久青岛人梁克刚在北京策划了个《当代艺术青岛梦》画展，很轰动，中国美术界的著名评论家栗宪庭专门写了序言，里面几次提到了徐立忠。
“看来你是青岛青年美术界的‘教父’了！”宋志坚打趣似地说道。
“千万别这么说，”徐立忠摆了摆手。“咱们不是在谈音乐吗？北京的画展，咱专门找时间谈。”

连载之九

“腕级人物”


张维国是个重量级的人物。我信笔写的《转着圈听音乐》在青岛新闻网《人文良友》社区贴出后，新闻界一个哥们给我打电话，说你写青岛发烧界，绝对要写张维国，我们的节目曾专门采访过他，他应该是青岛发烧界的专家、前辈。甭说你，就是国家出面写音响和音乐，他也是个绕不过去的人。
我不太信：“有那么厉害？吹吧？”
“嗨，我们是新闻专访，不是小说创作！你去采访采访就知道了。张教授曾经是全国音响器材大赛的评委，在圈内声名显赫。”我那记者哥们有些急了。
我说：“真这样，我倒想听听这位专家的音响器材，开开耳朵。”
“我给你联系。放心，张教授人很好，他做人处事很低调，连说话也那么沉稳。拿你们文学语言来说，轻狂、张扬、喧嚣，那些词汇与他根本不沾边。”
放下电话，我到网上搜了一下，吃了一惊：“张维国，青岛大学教授，从事力学、振动、噪声控制、电声等方面教学和科研工作。近20年来，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青岛等地各种音响技术杂志上，发表电声、音响、室内声学、音乐等方面的论文或文章近300篇，出版专著多部，有《高保真视听器材选购指南》（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74万9千字），《音响技术与音乐欣赏》（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8年9月第二次印刷，102万1千字），《高保真放大器与音箱制作精选》（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1年出版，67万8千字），《工程力学》等书……”
我的妈呀，一本《音响技术与音乐欣赏》竟然就102万多字！我们平时写个千把字，还跟个事儿似的，如果周围有作家朋友写出了超过3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家都会向他祝贺，作家本人也很自然地挺胸凸肚趾高气扬，可人家，那是多厚的书啊，而且是技术专著，不是虚构编故事，更不是信口开河，人家那是硬通货。咱，真是坐井观天孤陋寡闻啊！
我叫上于宁，急匆匆赶到了张维国老师家。

张维国教授中等身材，面目清癯，目光炯炯，口音里有明显的招远腔。
为迎接我们的到来，已经退休在家的张教授提前预热上了听音乐的胆机。给我们倒上茶，张教授问我们听什么。我说，还是先聊聊吧，张老是摆弄器材的专家，我们不敢班门弄斧。
我问起张老师的经历。他1938年出生在山东招远，1958年考入西安交大，虽然学的是理科，可喜欢音乐的他常常抽空溜到不远处的西安音乐学院，去听那里举办的师生音乐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招远金矿工作，直到1979年，他才从招远考入青岛大学当老师。
茶几上是三本16开的厚书，很沉。我翻了一下，里面介绍放大器、高保真音箱，谈电子分频前级后级，谐波失真，瞬态响应等等，光目录就七页，我头一下大了。拿起另一本，声学基础听觉特性，室内声学音质设计……眼还是花。直到“音乐流派与作曲家”那一章，我才终于找到几个熟悉的大师名字。绕不过去，我只好往简单的问题上绕，我问张老师，作为一个“老烧友”，他对青岛的发烧现状怎么看？
“青岛？可以说很差。”张老说话虽然慢条斯理，但开门见山一箭封喉。“青岛的音响店非常萧条，国外名牌音响专卖几乎都走了，不用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那些城市，就是一些小地方，例如宁波、扬州、镇江，咱也比人家差远了。”
好像是为了举证，张老接着说：“我经常为一些音响杂志答复读者来信，全国各地的来信都有，南方城市的居多，青岛的呢？凤毛麟角。我想为家乡的人尽力，可帮不上忙啊！”他兀自笑了起来，很和蔼。
我有些含含糊糊：“可是，青岛喜欢音乐的人并不少啊。”我迅速在脑海里搜罗有关的数据。
张教授笑着说：“器材卖不动，本身就证明发烧的人少。前年国庆节我到雅泰电器，里面的人摩肩接踵，对面的神威音响呢，门可罗雀！我到神威里转了转，咱青岛这个最大的音响店已经开始卖酒了，小糊涂仙。郭老板说，没办法，就靠卖酒支撑着。你说这是什么事儿！”
于宁有些底气不足似地说：“不过，十多年之前挺好的，那时候咱青岛有好多家音响专卖店，你像世博、通力、星光，还有国威、超音波……”
“对，昨日黄花嘛。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张老笑吟吟地，摆了摆手，好像宠辱不惊，并没有愤世嫉俗。“你说现在还剩下几家？屈指可数，惨淡经营。”
我想起神威以前的业务主管韩毅，不久前在大成路北头靠近延吉路的地方开了家“韵声”音响店，按说地角不错，发烧器材也物美价廉，但就是卖不动，“韵声”的利润主要来自给恋歌房、夜总会配音响。也许爱好音乐的人生活比较清苦吧。
张老谈兴很浓：“去年有一家报社记者来采访我，问为什么听音响的人越来越少，我总结了一下说，可能以前人们穷，文化生活单调，听音乐就是享受了，能有一套好音响呢，是高级享受。现在，人们生活好了，面前的诱惑也多了，买房子，买汽车，家庭影院，追求物质享受。说实话，音乐毕竟是偏重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生活必需品。买了汽车可以开着炫耀，听音乐你炫耀什么？声音也看不见。”
我还想到了无处不在的数码产品，电脑网络手机，年轻人挂在耳朵上的随身听，以前是MP3，现在到MP4了吧。网吧里灯火通明玩电子游戏彻夜不归。火得一塌糊涂蜂拥而上的股市，有钱人炒股票，还有人买字画存古玩。发烧界人气分流。消费，愈来愈呈多元化。大势所趋，时代必然啊！我们这些抱着CD不放的老家伙，会不会成为九斤老太呢？
我正在出神，张老又发感慨：“唉！以前咱青岛出过多少人才！吕思清，窦君怡，世界级的！现在呢？可能我不会上网，了解信息有限，反正青岛每况愈下。一个缺少音乐氛围的地方，文化层次也高不到哪儿去！”
我不知如何接话，愣怔着，这时屋里的电话座机响了，张教授过去接，说了几句，歪头向我们说：“是在美国的女儿打来的。你们先喝茶。”我赶忙摆手，让他不要管我们。张教授在电话里和女儿兴高采烈地说着，好像是外甥女学钢琴的事儿。
于宁翻开一本《实用影音技术》杂志，示意我看其中的一篇文章：《能把音乐厅搬回家吗？》，作者张维国。文章写道：“我这四十多年的音响追求，其目的是为了听音乐，听更好的音乐。中国音乐的不发达，注定听音乐的方式是以音响手段为主。音乐重放的最高标准应该是接近甚至等同于现场演出，理想的听音室应该达到音乐厅现场演出效果，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能把音乐厅摆回家吗？怎么样搬回家……”这期杂志还为张老的文章编发了编者按，提倡踊跃讨论。
“我现在非常喜欢摄影。”张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摞放大的彩色照片。我和于宁一人接过一些，照片非常清晰，有风景，有人物。到底是教授，学什么像什么，这些照片构图精巧、奇特，让人爱不释手。
张老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如何凌晨起床拍日出，抗着架子上山找角度，拍了好多天。
欣赏完照片，我们准备听音乐。
张老的听音室不愧是专家级的，长、宽、高比例合适，屋顶和墙壁都做了吸音处理，四块中间镶纯毛布的隔音板立在两边，环境无可挑剔。可是，CD刚一放音，竟然出现了“吱吱”的杂声，张老解释说，他这套音响十几年了，旋钮开关坏了，还没顾上修。
我啧啧有声：“想不到，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专家家里，机器还有毛病。”
于宁马上息事宁人：“张老嘛，已经过了弄硬件的阶段，他原来是既欣赏音乐，也研究音乐的载体，尽量把电子和艺术有机结合起来，现在张老年龄大了，更注重内容，其他退后。是不是张老？”
张老一言不发，眼睛盯着正前方，老柴的《悲怆》缕缕飘来。
我们捧着茶杯，身体微微前倾，很快沉浸在柔美的旋律中。

连载之十一（第一部分）

走出误区


先给各位简要介绍一下被采访的主人翁：连新国，1955年11月出生于青岛，15岁考进青岛文工团。大专毕业，在读研究生，国家一级导演，作曲家，青岛市劳动模范，山东省“富民兴鲁”奖章获得者。现任青岛市歌舞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青岛市音乐家协会主席。

采访地点：青岛市歌舞剧院院长室。
时间：2007年12月14日上午。

记者（以下简称记）：连院长，咱们虽然接触不多，但认识也好多年了。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吧。问一下，你是发烧友吧？
连新国（以下简称连）：有点惭愧地说，我不是。在我的印象里，发烧友对音乐器材很讲究，可我家里只有很一般的组合音响，按你们发烧友的说法，组合音响是垃圾，（笑，）垃圾就垃圾吧，谁叫咱没钱哪！
记：别怕，我们不跟你借钱。再说，发烧友也不一定非得有钱啊。
连：是，是。我们歌舞剧院就有不少发烧友，从事文艺工作，跟音乐结缘。我经常接到邀请，去给人家讲音乐。去年在市委党校，下边全是各级领导，开头我就说，我站在音乐这贫穷而高雅的舞台上……

（这时有人敲门，进来找连新国签字，连新国接过一摞表格，看了看，小声说：“跟他们商量商量，再便宜点。”来人说：“叨叨了好多次了，人家已经很照顾咱了。”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连新国边提电话边向来人说：“你先回去吧，过一会儿，咱和团长再碰碰。”看来电话是文化局打来的，他们在谈演出的事儿，连新国的大嗓门在说着什么什么节目。他一放下电话，我赶快发问。）
记：作为青岛市音乐家协会的主席，你对青岛的发烧界怎么看？
连：我很尊敬发烧友，他们对欣赏音乐的执着，或者说精益求精吧，令人钦佩。不过，我必须指出，许多人虽然喜欢音乐，但并不懂音乐。举个例子，（连新国站起来，哼唱：）当－―当――当……这是贝多芬的《命运》，有人就演绎了，说是命运在敲门，你在门外敲，（他改用青岛本地方言，）怎么的？我贝多芬就是不开！（我们笑了。）一首伟大的交响曲，就那么简单？可笑！
还有《月光奏鸣曲》，说是一天晚上，贝多芬漫步在维也纳一条郊外的路上，忽然听到悠扬的琴声，老贝走过去，看到一座旧房子里，一个瞎眼的漂亮姑娘正在很投入地演奏他贝多芬的作品，老贝在窗外看着，感动地不行了，脑海里就跳出了《月光奏鸣曲》的旋律……
后来一个小报记者承认，这是他胡编的。可是已经刹不住车了，人们喜欢轶闻趣事，以讹传讹，一提《月光》就是那个典故。嗨！你说，这是听音乐还是听故事？
记：因辞害义，隔靴搔痒，或者说瞎子摸象，要不记者闲着干什么？
连：我接触过不少发烧友，他们很愿意谈论巴赫，莫扎特，瓦格纳，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等等，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分析起来也头头是道，可感受呢？分析的东西书面语言居多，似曾相识，这是误区吧？不过，能有理论认识也好，最怕的是那些连认识也没有的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我和官员打交道比较多，我也是

连载之十一（第二部分）

走出误区

接上，

（连新国的手机不断响，他接了一个，好像是上海来的，连新国问对方在上海生活怎么样，演奏水平有长进吧，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上海歌舞剧院的某某、某某，他们一定会给他帮助。我的采访好像被整得支离破碎，碎成了见缝插针的状态。）
记：青岛真出艺术人才啊，你给送出去不少吧？
连：咱青岛文艺氛围好，有殖民地的历史渊源，家长培养孩子也有一定经济条件，出的声乐、器乐、舞蹈人才都很多，影视明星就更不用说了，海了。我跟全国的专业演出团体打交道多，熟一些，推荐了一些人。出去和不出去，大不一样啊！青岛毕竟是小地方，火车到头了，再怎么忽悠也是在小圈子里，能憋屈死人；在大城市就能扑愣开，比方到北京，一宣传，一演出，媒体是全国级的，覆盖也是全国范围，甚至世界性的，在那里成名才是真正的成名。
再说，人成长也得靠环境。好比花长大了，需要不断换盆。体育上有国家队、省队、市队，文艺也一样，咱青岛下边县里有人才，也愿意过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之常情嘛！最典型的例子，是咱歌舞团出去的江涛和没出去的崔海堂，眼前的事儿，出场费差一千倍！一千倍啊！这差别，这对比，太惊人了！当初我们要是把崔海棠放出去，人家早就是全国歌星、大款了！
记：是啊，机遇很重要。人的弹性太大了，何况咱国家是个不抗忽悠的地方，怎么吹怎么是，老实人吃亏。刚才你说起花盆，我倒突然想起了一个“盆”的比喻，同样一个盆，如果放厕所里是屎盆尿盆，放饭桌上就是饭盆。
连：对，对！深刻！这比喻很形象。

（又有人进来请示工作，连新国说稍等一会儿，这边争取尽快结束。我一听这话，知道分配给我采访的时间所剩不多了，一时有正在掳掠别人时间、如坐针毡的感觉。但我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记者，暗暗嘱咐自己要有定力，如果采访不细致不深入，信息量不够，我怎么写稿子？你连新国不是国务院总理吧？）
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里太乱了，从早到晚来人不断。曲艺团、歌舞团、交响乐团，还有舞美工程部、学校、剧场，下边单位多，事情也多。我们经费少，还得到处化缘、求人，拉赞助。我觉得每天忙得跟专家门诊似的，门外排着队，这个刚走，那个就进来了，抽棵烟的功夫也没有。哎，咱说到哪儿了？
记：我也不好意思，占你那么多时间。咱长话短说，我问很想知道的问题。青岛怎么有两个交响乐团？你们歌舞剧院下辖一个，冠名海信，那么青岛交响乐团呢？归市政府管？
连：啊哟这个，这个问题挺敏感，我不太好说。
记：说吧，不适合透露的，我不会捅出去给你惹麻烦。青岛许多人不大明白，为什么要成立两个交响乐团？
连：这么说吧，青岛交响乐团是市政府直接抓的，在重新组建之前的2004年，我陪着夏耕市长连续听了七场交响音乐会！夏市长一直让我坐在他身边，问了许许多多关于交响乐团的事儿，我也向他推荐了指挥和总监。
“青交”重新组建的时候，我们应命把乐团许多值钱的进口乐器送过去了，人呢，也考过去30多个，保重点嘛。青岛市政府每年给“青交”不少的财政支持，我们歌舞剧院的交响乐团呢？仅仅靠着海信的冠名支持，经费上差别很大。不过，青岛要成为“音乐之岛”，必须要有高水平的交响乐团，独立法人，有固定演出场所，等等。我注意到“青交”最近到南方巡演获得成功，他们正在跃上新的层次。作为一个曾对“青交”无私贡献的“老交响”，我希望政府能继续加大对“青交”的投入，观众买票，多去看他们的演出。我衷心祝愿“青交”健康成长，让我们大家一起为青岛增光！为岛城的交响事业添彩！
记：听语气酸溜溜的。
连：嗨，别闹了。
记：不过，你确实是个“老交响”了，甜酸苦辣心自知啊！
连：我们的交响乐团是1994年成立的，当时中国的“交响乐之父”李德伦，和咱们的俞正声书记亲自为青岛交响乐团揭牌，我是首任团长。我记得李德伦为咱们成立交响乐团的事儿，经常从北京过来，他很幽默，说你连新国姓连，我们就叫你“连长”吧。我说不敢当，我个子大，叫我“大连”吧。李德伦煞有介事地摆摆手，以浑厚的男低音说：“人名不能和地名重复，你虽然是‘连长’，但又担任着‘团长’，军衔不好挂啊！”

（我们都笑了。这时有办公室的人进来问连新国，还要多长时间？外面有一个客人一直在等，好像是关于孩子学音乐的事儿。连新国看了看手表说，让他再等一会儿，人家发烧友转着圈听音乐，听到这儿来了，咱得配合。我连忙说谢谢。）
记：现在孩子学声乐、器乐成风，里面有误区吗？
连：误区很严重！不少家长光看着文艺明星挣钱多，不管自己的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爱好，也不管禀赋怎样，硬逼着孩子走这条路。望子成龙可以理解，但不能拔苗助长。现在的孩子也怪了，你越逼他学，他越抵触，老人孩子都遭罪。我小时候正相反，家里不支持，学乐器是东躲西藏偷着练的，当时是5454时期，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情绪郁闷之极，看见我把学校的手风琴背回家，朝我大喉一声：“出去！”吓得我一溜烟跑了。我练乐器的时候，经常跑到防空洞里去练，怕影响别人。当时没有钱买乐器，就自己动手做二胡，为了找马尾做弓，我偷偷跑到城阳农村，揪马尾的时候，差点让马给踢着。嗨，出老洋相了。
记：音乐对你一生影响很大。
连：对，我已经在歌舞剧院工作38年了，刚来的时候叫青岛文工团。我们要上山下乡四处演出，田间地头，工厂工地，装舞台，搭背景，那些装道具、乐器的大箱子，都是我们自己抗，仗着当时自己年轻，体格好，背箱子汗流浃背毫无怨言。我把大半辈子都扔在歌舞剧院了。
记：干什么？诉苦？向党要待遇？
连：不是，走过的路让人感慨，时间不抗混，转眼人就老了。
记：是啊，要不有歌唱“岁月如梭”嘛。不敢打扰你更多时间，问最后的问题。在作曲方面，你最近有什么新作吗？
连：为迎接奥运会，我写了《扬起奥林匹克风帆》，二炮文工团的李倩演唱。哎，你听听吧，我刻了CD盘，办公室电脑就可以放。

（连新国零乱的办公桌上，堆着不少录音带、CD盘，他从中找出一盘，放进电脑，旋律饱满、悠扬，好听。在我的印象里，连新国经常应邀给各大企业写歌，命题作业，挺革命的，一般都旋律雄壮，不大通俗，唱不开。我把这看法说了。）
连：老朋友，你这也是误区！你听听我的《大海的心》，《蓝色祝福》，特别是我写给我妈）*%《感谢》，柔啊！我妈生病的时候，我在陪她老人家，看着为拉扯我们兄妹长大而苍老羸弱的母亲，我流泪了，我趴在床头上，止不住地哭，一些从心里流出的泪，淌成了乐思。
第二天我找到写歌词的张克良先生，说克良，咱给天下的母亲写首歌吧，接着我唱了旋律片断。张克良很感动，眼里含着泪花，长时间没说话，几天后他把歌词送来了。你听听，提提意见。

（电脑音箱里传来婉转、略带沙哑的歌声，歌词大意是这样的：
“早就想向你问候一声/ 早就想向你鞠上一躬/ …… 你把一家老小暖在心上/ 自己落下一身的伤痛…… 儿女风光那是你含泪的祈祷/ 一家安康那是你无悔深情/ 你是门前一盏不灭的明灯/ 照亮亲人回家的路程……”）

（连载之十二）

“发烧是我的生活方式”


《转着圈听音乐》本该结束了，可发烧友修罗向我提出了“强烈抗议”，说无论如何不应该漏掉“胡大师”，要让“胡大师”介绍一下发烧器材的搭配组合，毕竟，“胡大师”是青岛最早的发烧友之一，绕过他，会失去聆听宝贵经验的机会。
被发烧友称为“胡大师”的胡义明，我们认识也有一年多了，他曾带我和于宁等人去即墨鞠显璋家里听过音乐，他也曾老中医似的给许多初级发烧友诊断过器材毛病，开过整改处方。我不知人们称不到50岁的他为“大师”，里面有没有揶揄或嘲弄的意思。在我的印象里，胡义明的确对音响器材很熟悉，且具有不凡的听力，耳朵和嘴巴都非常敏锐，甚至有些刁钻刻薄。
好，就加上他！咱民间百姓写个文章，本来就是玩儿，想尽可能向别人多传达一些有用的信息，交流一些听音乐的体会，写谁不写谁并不是官方授予什么荣誉称号，更不是发奖金发奖牌，不必太当回事儿。
我给胡义明打电话，说了这个意思，同时商量，为了本连载的写作效率，也为了文体创新，我建议他自己撰文谈体会，把几十年音乐发烧的心得、经验，好好整理一下，算《转着圈听音乐》系列文章的特别约稿。
我了解胡义明“自命不凡”的个性，故意调侃地说胡大师您可千万别保守，该出手时就出手，要广洒甘露普济众生，大显身手造福社会。为了刺激他的好胜心，我有意提出些写作难度，说文章要戒绝套话、大路话，争取有个性有棱角，即便不能使人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也应该令人耳目一新有所借鉴，起码让新手少走弯路。否则，会有愧于“大师”的称谓。
电话里的小胡很高兴，简单客气敷衍了几句便答应了，说他早就想写一写这方面的文章。“攒了几十年了，我要痛痛快快地说一说！”听到胡义明说“攒了几十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黄色笑话，说是一个光棍熬了多年终于结婚，洞房花烛夜后，新娘艰难地扶着墙出来，骂到：“骗子，他说他有三十年的积蓄，我还以为是钱呢！”
在电话里我不合时宜地笑起来，胡义明有些莫名其妙，说：“说实话，在十多年前，许多发烧友就已经叫我‘大师’了。在青岛，我最早买了录音机，最早拥有了电唱机，最早置办了CD机，容易吗？我也是熬出来的。”我忙不迭地说：“对！对！对！”想到笑话里的“熬”，我差一点笑翻。
约完了稿就等，等一阵就催，催完了再等。瘦瘦的“胡大师”在青岛一家私营医药公司上班，他说最近接到了一批新产品，正忙着四处推销，时间紧张。追问几次，他不是到黄岛没回来，就是圣诞节晚上喝醉了，要不就说他不会电脑打字，用纸笔写太麻烦。一次他在电话里说：“大哥，对不起，稿子到现在也没写。不过，说拿就拿！这样吧，明后天我一定给你！”
又等了好几个“明后天”，我始终拿不到大师的手迹，电话里几次推手下来，最终我们达成协议：稿子还是由我来写，我上门去他家采访，顺便看看他的器材，听听他捣饬多年整治出来的声音。

胡义明住在老台西区，一座没有电梯的八层居民楼，套二房，狭窄的小厅像过道，南间是卧房，北间是专门的音乐听音室。想到住在市北的王义勇、W等人，我在心里感叹，唉，可怜的爱乐人，可怜的发烧友，怎么越需要听音环境就越没有环境呢？眼前的“胡大师”又是一例。
约八、九平米的房间里，沙发前是两个ATC黑色书架音箱，碟机在设备架上层，功放在下边，左右各一个，前、后级。指头粗的喇叭线裹了胳膊粗的黑胶管，非常引人注目。
CD架和茶几上堆满激光唱片，我浏览了一下，几乎全是国外原版的古典音乐。小胡问听什么，我说交响乐、民乐、人声，陆续都来点吧，可以先放个小提琴，顺顺耳朵。
小提琴的声音响起，哇，非常棒！通透，背景纯净，比我预想的效果好。
按照约定，我提问，小胡“胡大师”主讲，我们的谈话，行进在如痴如醉的音乐声中。

“先说说你为什么喜欢音乐？或者说你是怎么成为发烧友的？”问完我就低头往采访本上记。万一漏了或者歪曲了“大师”的重要思想，那可不是小事儿。
“嗯，嗯！”胡义明庄严地咳嗽了两声，煞有介事，看来他对接受采访早有准备。
“我是1959年出生的，从我记事儿起，家里就有听音乐的习惯，我叔叔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很浪漫，给我们家里买了手摇唱机，78转的，家里人围坐在一起，听30年代的周璇，听梅兰芳的京剧，还有俄罗斯歌曲：‘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还有《洪湖水浪打浪》，我记得中国的歌手有马玉涛、楼乾贵、胡松华等等。童年的音乐熏陶太重要了，我上小学时在莱芜二路，就因为会唱歌，乐感好，被选拔参加了校文艺演出队。中学时在12中，我是《长征组歌》的领唱。可以吧？不是一般的动物吧？（笑）
“1978年我就业到了北海船厂，当上了工人，终于挣钱了，家里替我攒钱，说是要买一块瑞士罗马手表。后来我拿着这钱去买了一个‘半头砖’录音机，178块！我们住的地儿不少邻居都跑我家来听，我摁键的时候，他们围着我，眼齐刷刷盯着，咱心里很恣。那时候听邓丽君、刘文正、张帝，都快听疯了。你想想，1978年，当时青岛有几个录音机？我绝对是最早的……之一吧。
“后来我又买了电唱机，密纹的，到处搜罗买唱片，塑料的3毛3一张，还有5毛5的，稍大点。黑胶木的2块3。为了买詹姆斯乐队唱片，我一早就跑到中山路文体商店，怕去晚了买不到。
“我买CD机的时候，那东西在世界上发明出来时间不长，青岛还没有卖的，当时我是在北海舰队一个首长家里看见的，首长的孩子喜欢音乐，和我关系很好，我第一次看见激光唱片，听见那个声音都惊了，就央求首长的孩子给我去买，人家说只有北京侨汇商店有，还要外汇指标，我铁了心拿下，后来托人从北京给买回来了，花了整整一千八百元！太贵了！我记得很清楚，是日本原装‘先锋6050’，当时觉得是个宝，现在来看，早过时了，垃圾！吱吱啦啦没法听！唉，科技进步太快了，当时花那么多钱，真冤……”


我觉得“大师”说得有些罗嗦，好像“皮”比较厚，一刀子扎不出血。我担心进入主题太慢时间不够，就打断了他的叙述，问：“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
“这个……说来话长，我简单说说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青岛搞夏天艺术节，从北京请了不少名人，其中有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的指挥郑小瑛，她正好住在我们北海船厂招待所，就在我们职工食堂搞启蒙讲座，放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说贝多芬怎么向命运挑战，柴可夫斯基怎么替苏联人民抒发心声。放一段他们的音乐，郑老师讲一段，我就在底下坐着，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古典音乐，也可以说，从此走上了发烧之路。不过，说实话，当初去听讲座，也不完全是喜欢高雅音乐，心里还有附庸风雅的成分，让我们厂里的姑娘看看，小胡还是蛮有音乐细胞蛮有情调的嘛！虚荣！真他妈可笑的虚荣！
“现在想想，当时厂里的音响条件不好，真有些糟蹋了老贝和老柴。郑小瑛讲的也很一般，她把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都概念化了，把复杂的音乐简单化图解化了。话又说回来，当时的政治环境，能讲到那个地步，也不容易。咱应该吃水不忘打井人，得感谢郑老师。”

有趣，等下文

拜读了，请精彩继续。

精彩，精彩！什么时候有哪位大侠写写珠三角的发烧友的烧经和生活就好了！

谢谢大家支持。

很遗憾，连载已经结束。其实最后一篇还有下半部分，可惜原贴在那个社区已经删除，没有及时保存。

有血有肉，精彩好文章！

发烧友众生相，不错。音响发烧友和音乐发烧友看来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