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正相反，愈是大一统专制解体时期愈是思想开花，文化大发展和繁荣时期，也是文人地位上升 ...
ssjj 发表于 2013-6-3 08:59

赞同。不过这可能更适用于思想，未必完全适合艺术，因为艺术家还是需要有人“养”着才能活。

    从文化的角度，正相反，愈是大一统专制解体时期愈是思想开花，文化大发展和繁荣时期，也是文人地位上升时期。愈是大一统王朝建立和巩固时期愈是文化最黑暗和文人地位最低时期，中外概莫如是。

我对这个问题的直接看法是：

当严冬来临，我们的文科怎么办啊？
alma 发表于 2013-6-3 03:13

alma兄最近一定是又在看"Game of Thrones"。

我对这个问题的直接看法是：

当严冬来临，我们的文科怎么办啊？

    国人得些钱财，生活好了就以为自得，实在是短见。别说科技会使物质和生活方式不停地变化和更新换代，现在先进的会变成淘汰的，推动科技创新的无疑是好的社会机制以及社会形态。就算是大多数人的思想、情绪和言行都逃脱不了社会环境，不过是社会机制灌输和浸染的结果，人都是被后天灌输的观念所驱动着，而这些早已经极度落后于世界，这些行为观念会毁了这个民族。所以最重要的是社会机制，没有公平的法律和公平的机会，多少钱财和物质都只会是昙花一现，怎可能长久，况且还有人性这—层次在自我制约着人，通过不公平得到的也会被不公平地夺去。今朝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主动平和地转型，未来将很悲惨。人性里本能的残忍如被激发出来，将是极其残酲的，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不正是这样吗？所以我很不明白，他们从法国革命中居然读出来的意思是因为放松管制，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能这样解读，不知道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这样解读。不知道法国革命正是因为改革晚了和不肯全部还权于民造成的？我只能还解释为人无自主意识，完全被自私和贪婪所驱动和蒙敝。所以古代需圣人治国，现代需要监督制衡，纵观历史，无道之国没有能长久的。

文章深刻且富有见地地将时下的“创新运动”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法国大革命不止斩下了一个路易十六的头颅，也给巴洛克画上了一个句号，实际上法兰西的艺术走向了一个阶段的倒退。如今，国内如火如荼的“创新运动”铁手，不谛也制肘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进步。

      楼上好文，讲的透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小到空气中pM2.5，一棵大葱的价格和一粒米的金属镉含量都是这个大体系作用的结果，何况教育，科研，社会道德之类了。人的自私本性决定了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否则一切都会指向维护权力这一单一性，并最终毁灭一切(包括权力自身)。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科研项目”的另一个主要作用其实就是”高墙里扔出来的骨头”一一是用来封嘴的而己。当然也希望弄出些果子，但就象文中所说的”那可能吗？”

楼上各位对科研状况深有感慨，正好我最近读到唐科先生一文，认为分析深刻，现转过来供大家参考：
＂创新＂的悖论


在当代中国，“创新”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它已被提高到了事关民族复兴的高度。创新常与“源泉”、“动力”、“灵魂”等打动人心的词语联系起来，充斥了各种媒体。推进创新这一重大的责任，除了政府之外，再也无其他组织能够承担。于是，政府自然在推动创新上居于核心位置。近年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国家的投入都有了巨大的增长，而这些投入往往是以“创新工程”、“创新计划”为名的，人们不禁感慨，与“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八十年代相比，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可是，与此形成对照，是我国的创新能力依然偏低的事实，很难否认，创新力并没有和GDP那样取得令人惊叹的增长。而且，越是涉及“核心竞争力”的尖端领域，成果也就越少。这无疑将影响国家发展的后劲。

人们往往把这种情况归咎于我们对创新重视得还不够。似乎还要再加大对创新的投入，政府也一再强调这一点。可是，政府投入的加大，也就意味着对创新研究干预力度的加大，而过分的干预对创新的影响却是消极的。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状况：对创新的大力鼓吹和干预，恰恰是导致创新能力偏低的重要因素。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越提倡创新，越扼杀创新。

为何如此呢？根源在于，创新活动作为人类向未知领域的探索，有着独特的性质，它需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权，而非政府的集中控制。对此做出最透彻分析的，当属自由主义的大师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一书中，哈耶克对人类知识增长和进步的论述，可以理解为对“创新”的诠释。在哈耶克看来，人类社会的知识是如何增长起来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种复杂性体现在：首先，创新往往并不具有明确的目标，而是人们不断摸索和试错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的目标时常会发生变动。推动人们从事未知事物研究的，常常也不是明确和功利化的目标，而是对研究本身的兴趣，所以，兰米尔（Langmuir）说：“在研究工作中，你不能计划发现，但你可以计划工作，而工作却或许会导致发现。”其次，人们不知道在这一过程中会用到什么已知的知识，以及需要何人的协作，政府很难为创新活动提供它所需要的帮助，常常是事倍功半。第三，在研究结果出来以后，能否以及如何被社会理解和接受，也是很难预测的事。这种复杂性是人类理性不可能准确预测和掌握的。因此，对于创新的集中计划和指导，恰恰违背了创新活动的本质。创新的最有效方法，是把更多的自由留给个人，由“自生自发秩序”去决定谁的成果能推动社会进步。在这种秩序的作用下，所有的人类发明都需证明自身的价值，无效的被抛弃，有效的被保留，社会就这样不断地产生新的目标，知识也一步步增长起来。

哈耶克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正因为我们每个人知道的东西都很少，尤其是我们不清楚谁知道得最多，所以我们相信人们独立的、竞争性的努力会使我们得到一经见到就想拥有的东西。”

国家操控创新活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规定的目标过于确定化。近年来，种种所谓“创新计划”，都有极为具体的目标，并有对成果的明确要求和完成期限。在这种指挥棒的带动下，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所从事的活动，也失去了创新活动所应有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而是全力集中于发表论文这一极为明确的目标了。成果的发表本来只是研究工作的一个环节，但现在却成了全部。在这种扭曲的机制下，低水平的“成果”自然遍地开花，而剽窃、抄袭之风也是愈演愈烈，更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些成果往往是被冠以“创新”美名的（现在各种科研项目的申报表上，必不可少的一栏就是“该项目有何创新之处”）。它的害处在于：由于挂了创新之名，就有了更大的欺骗性，其造成的损失也更不易被觉察。

创新活动还有一个特点：越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作用的创新，越要依赖于个人的天赋、努力和不可预知的偶然性，而不是集中的控制。并且，越是有价值的创新活动，也就越脆弱。因为，重大的发明往往在很多方面超出了人们对已知事物的理解，而集中的控制所依据的，恰恰只能是这种理解。正如哈耶克所说：“多数人的行动一般是限于尝试过并确知的事情。”因此，对创新活动的统一指挥很可能摧毁极有价值的机会。遗憾的是，我们可能已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却浑然不觉——因为这种损失是隐形的。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创立相对论，人们无疑也一样照常生活，丝毫不知道他们本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

中国历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这使我们办成了不少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无法办到的事。对那些目标明确的事情，我们几乎无往不胜，我们在很贫穷的状况下获得了“两弹一星”这样的成就，我们难免为此自豪。但是，这也许掩盖了另一面：这些成果的取得，可能是以丧失更有创新性的成果为代价的。科研人员只能根据国家的需要来从事研究，而国家集中控制下的研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只能着眼于那些目标明确的、已知的项目，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模仿和赶超，而离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是有很大距离。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建国之初，这样做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我们需要的是超越而不仅仅是模仿，这就需要一种更加灵活、更能发挥个人潜能的机制了。当然，崇尚个人自主并不是排斥合作，正如哈耶克所说：“拥护自由并不是反对组织，其实组织也是人类知识进步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应当反对具有特权的垄断性组织。真正有效的组织，是建立在人类自愿结合基础之上的。而国家由于具有强大的权力，在干预创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对个人的强制，从而扼杀创新的机会。

“创新”的悖论还让人想起了法国大革命——那是另一个悖论。它以自由之名扼杀自由，恰如以创新之名压制创新。与革命的悖论相比，创新的悖论并不是血雨腥风的，但造成的损失也许更为严重，而且这种损失是隐蔽的，就更不能等闲视之了。

也许有人认为将二者相提并论并不合适。但是，二者却有着相似的本质，它们都是强制性地使整个社会朝着一个向度，而这种向度都是以一个美好的词语加以装饰的，法国革命是“自由”，现在是“创新”。如果有人敢于抗拒这种向度，就会被边缘化。当社会形成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单向度时，它就同时抛弃了自由与创新两种精神。因为，二者都是以人的独立意志和思考为基石的。

这种单向度毁灭了人的独立性，并使人分成了三种类型：一种是发号施令、主宰他人的人，大革命的领袖以“自由”为名操纵了生杀予夺的大权，而现在以“创新”为名的各种计划、项目，也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来施行的。掌握了权力的人事实上只是以“创新”为口号来争夺资源、显示政绩，并不真正关心创新能力的进步（事实上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创新本不是能用政治权力加以控制的）。二是随大流的人，法国革命中的群众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跟着掌握大权的人高呼革命与自由，而现在的“创新计划”也有众多这样的应和者。他们有着双重性质：一方面是推波助澜，其中不少人是企图以“积极”的表现来改变自己低微的身份；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志，是一种牺牲品。第三种是少数坚持独立意志而又无力抗拒时势的人，这样的人在法国革命中摆脱不了上断头台的命运；而在现在“创新”的浪潮中，也很可能被埋没和扼杀。

当然，从某种意义来说，官僚制度和理性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比如，以论文数来评价研究人员的工作业绩，就是国内外通行的方法，尽管它并不与创新精神相符，却不得不然。因为，现代的科学研究已不可能是纯粹个人的事业，而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协作与利益的分配，因此，就必须有一个易于操作的评价标准。但是，“创新悖论”的出现，却不是科层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科层制度大大膨胀并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观念结合的产物。科层制度有着明显的消极性，它的权力本应受到严格的控制，但在创新的悖论下，它的权力却大大扩大。这就使得“创新”事实上沦为一种权力的游戏：众所周知，现在我国迅速增加的科研投入往往是根据申请者的“位子”而不是“实力”加以分配的。“创新”话语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种“语言艺术”：当申报项目时，“创新”是进行自我推销的最佳词语，而在对平庸的成果进行评估时，“创新”又成为文过饰非的绝好用语。

近来，有些学者把创新能力视为一种“软实力”，这是很贴切的。因为这个“软”字恰到好处地揭示了创新的关键：创新能力的进步，依靠的不是“硬”性的措施和命令，而是要有赖于有利创新的“软”环境的建立。无疑，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作者：唐科

对学术无敬畏之心，追求大而无当的实绩和轰轰烈烈的效应，功利主义，外行管理内行、不懂又要垄断权力的心理，这种浮躁的科研管理方式，今天主导着学术界，流行于高教界，不知导致多少科研经费被浪费，多少垃圾成果被生产，多少优秀人才被埋葬！

的确，不纳入现行体制的代价会很高，但良心上会很安稳。
时下，国内大笔的科研经费正浪费在这些所谓的“科研”上。而这些科研绝大部分在重复国外的研究成果，甚至于直接剽窃。眼下的体制，晋升和职称，都与科研、课题、SCI文章挂钩，科研出现这种烂局也就不奇怪了。
很羡慕国外的同行，他们可以安心地只投入与做一个好医生，而不必头疼于这类科研，而志向于科研的也可以全身心投入研究，不必囿于整天不必要的案头工作。
打破体制，在我们这一代，几成奢望。

确实问题多。教育在沉沦。科研在沉沦。职称在沉沦。
我们期望，或者说是等待：当它完全不适应了时，能改变。可惜代价会很高。

近日参加几个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专业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方向，有点感触。

先看几个论文题目：
1. 文学中的女性主义批评观——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为透视文本；
2. 基于NPAH理论的英、汉二语习得对比研究；
3. 美剧《绝望的主妇》中的冲突性话语分析；


感想一：现在很多研究奉行“拿来主义”，即理论是外国的，拿中国的实例进行“验证”其可行性和科学性。不要说硕士，即便是我所在的这个学科大领域，那些国内“顶尖”大学的“顶尖”教授发表在国内“顶尖”学术期刊的所谓研究，相当一部分属于此类：介绍，评价，修修补补；没有创新，科研的价值在哪里？


感想二：科研和实践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即使有些研究原创成分高，恐怕对实践的意义很有限。比如第二个题目，作者在摘要里这样说：“可以帮助学生减少此类错误的出现，顺利掌握各种关系从句的特点，这对于我们之后的英、汉二语习得的学习规律提供了依据，加深并完善我们对自然语言事实和语言习得行为的理解”。可惜，我严重怀疑！这篇论文的价值仅限于让作者拿到一纸文凭，或者给后面的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依据，仅此而已。大多数老师的眼里，科研的价值是评职称的砝码，进而多一点收入罢了。一线的教学实施者，不会去看这“灭绝师太”的经文级的东东。哈，哪里有韩剧美剧清宫剧好看，还不如多在补习班上几节课来得实惠！

我，太功利主义了吗？？？

我们的大学研究生在大幅扩招，可是科研质量......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