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Justine Rosé的去世使得年迈的Arnold倍感孤独和苦闷，他离开了献身一辈子的乐队，昔日好友相继离开德国，留下的也不再来访（例如Richard Strauss）。1938年秋Alma写信给Walter家表示了她的担忧，Bruno Walter从Montecatini写信给Arnold鼓舞他的精神，Elsa Walter补充说丈夫正在为Alfred和Alma寻找出路。当时首先离开Rosé家族的是Alma Mahler-Werfel个和女儿Anna、丈夫Franz Werfel，他们辗转去了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夫妇两人最后1940年安全定居于美国California。而Anna当时已经跟第三任丈夫Paul Zsolnay离婚，他是Franz Werfel的出版负责人，Anna 1940年定居于英国伦敦，其后她还有两任丈夫。
远在英国的Carl Flesch也正在想办法帮助Arnold，他成立了基金会到处募集资金。另一方面，几经辗转Alfred和Maria移民美国终于有了眉目，他们准备乘坐荷兰到美国的Veendam号于1938年10月5日从荷兰离开，他们离开维也纳的时间定于9月28日。27日晚Alfred和Maria到Pyrkergasse最后一次拜访父亲和妹妹，这是一个没说辞别的离别，因为Alfred还是觉得父亲在他们走后再知道会好些。不过敏感的Alma猜到了大概，等他们离开父亲后她悄悄追到大街送别兄嫂。
9月28日早Alfred和Maria离开了维也纳，他们再德国和荷兰边境变卖了细软，仅换得5美元的现金，而此时他们还碰到另一麻烦，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荷兰政府颁布了限制入境的发令生效已经有好几天，幸运的是到达边境时他们获知Veendam号将延迟开出。Alfred打电话向Louis Meijer求助，最终他们进入了荷兰境内。Veendam号到10月15日才开出，他们得以稍微宽心地等待一些天，他们甚至抽空去了一趟Amsterdam，Alfred非常愉快地应邀跟大会堂乐队合作了一场Rachmaninoff协奏曲，指挥是Mengelberg。Leila Pirani从伦敦驾车前来问候Alfred夫妇，并且送给他们她筹集到的30英镑。在短暂的见面中，Alfred恳求Pirani想办法帮助妹妹Alma，Alma现在已经不能出现在任何的公共场所。
Alfred夫妇离开维也纳6天后Arnold写信给他们说Alma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10月7日，Alma写信给正在荷兰的兄长，说她需要的帮助已经非常迫切。Alma写信的时候正值纳粹清理维也纳的Döbling区的时期，从10月5日到10日，犹太家庭被忽然清查，所有护照被打上记号“J”，没有护照的犹太人则强行从捷克边境驱逐，路费仅仅是40马克（约当时10美元）。Alma写信时的心境明显受到该事件的影响。


1938年9月29日，在德国慕尼黑，德国纳粹党领袖Hitler（前中）与意大利首相Mussolini（前右二）在Mussolini女婿、意大利外相Ciano伯爵（前右一）的陪同下，与英国首相Chamberlain（前左一）、法国总理Daladier（前左二）举行会议。次日凌晨签订《慕尼黑协定》。“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10月1日起10天内把苏台德区和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其他边境地区移交给德国。



Alfred夫妇离开维也纳的9月28日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三”，这天Hitler发布了要求捷克“归还”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的最后通牒。9月29-30日，德、意、英、法首脑背着捷克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向德国出卖苏台德地区。一向把英、法奉若“保护神”的捷克政府，在德国限定时间内，被迫接受了慕尼黑协定。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后，加紧实施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活动。

（二一）
1938年的圣诞即将来临，不过阴云笼罩着Rosé家，儿女都不在身边的Arnold觉得很孤单。这个新年Alma的女子乐队将不再在Ronacher剧院演出，传统的维也纳爱乐音乐会也将不再出现Arnold的身影。朋友们为了安慰Arnold，邀请他一起度过圣诞前的两天。事实上Alma正为赶在圣诞前回到家而努力，在伦敦的最后一天她差点崩溃，她发现她的捷克护照落在了英国内政部，因为她的犹太身份，现在这个护照就是她的救命符。她不得不前往找回护照，因此错过了火车，她只能搭乘下班，到维也纳后她打电话叫佣人到车站，然后瞧瞧回到自己房间睡下，准备第二天给父亲一个惊喜。果然，圣诞日起来的Arnold发现女儿在家时喜出望外，这位老父亲真是十分的自豪，通常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Alma花了几个星期顺利完成并且及时赶回来了。
进入1939年Alma加紧了移民的准备，跟政府打交道她得小心翼翼，任何一个微小的疏漏都可能导致难以收拾的局面，他们在Pyrkergasse的住所将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被没收，因此他们必须要尽快搬走。在数个星期里Alma忙碌得甚至连停下来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幸运的是由于Arnold上缴了额外的税款因此获得某些便利，通过Heini和朋友、Alma自己在政府里的关系，她和父亲带着大部分财产离开维也纳看来是可行的。最后两大卡车的财物被打包运走，Rosé家的大部分财产得以送到英国，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两把小提琴Mysa和Guadagnini。

1925年Salzburg，（从左到右）Arnold Rosé跟Richard Strauss，Rosé SQ.的二提Paul Fischer和一位随行的维也纳爱乐成员。



尽管Arnold频频提醒，劳累过渡的Alma在1939年的2月中患上了严重的发烧，为免父亲担心，Alma隐瞒了她计划在24号进行的扁桃腺切除手术。进入3月份，捷克的形势非常严峻了，3月15日纳粹德国最终吞并了捷克，Alma的捷克护照一下变成了废纸。之前一天Alma最后一次去办理Arnold的护照，她一气站了8个半小时，最终确定几天后父亲将受到护照。不过她确定自己是一刻不能停留了，在15号当天她跟Heini离开维也纳，她是最后能用上捷克护照的幸运儿，因为她亲眼看到有人当场在机场被遣返。Alma先坐火车到Leipzig，不过错过了班车，她不得不辗转到柏林乘飞机到Hamburg，然后跟Heini一同坐上到英国伦敦的飞机。她离开得如此匆忙和隐秘，连朋友们也不能打招呼，幸好她在几天前抽空去了母亲Justine的墓地一趟。
Alma跟Heini到伦敦后跟Piranis住在一起，她继续为父亲到英国张罗。不过不善处理家务的Alma很快跟Piranis的孩子们相处得不愉快，最后他们搬了出去，离将来父亲住所很近。Arnold在离开前去了一趟妻子的墓地，他希望自己有落叶归根的一天，他经柏林和Amsterdam，最后1939年5月1日顺利到达伦敦，他非常高兴地跟维也纳的朋友们见面，另外当然少不了Carl Flesch、Dory和Piranis。Toscanini在皇后大厅排练，见到Arnold高兴得连连拥抱。当晚他出席了小提琴家Bronislaw Huberman的音乐会，第二晚是Richard Tauber。他还跟Sir Adrian Boult讨论了重组Rosé SQ.的问题。
很快Piranis发现Alma跟Heini的关系有时并不那么和谐，在她看来Alma过于专横，给Heini的自由空间过少。因为Heini的家里强烈反对他离开德国，因此Heini虽然家里很有钱却不能带走一分，为了生活他必须找份工作，可是对于一个普通德国人在伦敦找工作是近乎不可能的事，到六月初Heini的工作仍然没有着落。另一边，Alma和Arnold沉浸在他们的音乐世界中。

（二二）
1939年6月底得一天中午，Piranis从Handel的Rodelinda排练回家，女儿Anny告诉她说一个德国口音的男人打了好几次电话给她，并且说好下午2点再打过来。到了约定时间，该男人真的打了电话过来，带来了让人崩溃的Alma的消息。男子自称是Heini父亲的朋友，说Heini在他父母一再要求下已经答应离开伦敦返回维也纳，他已经在早上离开了Alma，Alma很可能已经去了Arnold住所。当Piranis赶到Arnold住所，发现崩溃的Alma泪流满面地跪着靠在父亲身上，Heini离开的事实已经显然。
Alma是不想返回自己住所了，Piranis只得劝说她到自己家里，Alma回了电话给那名神秘男子，要求他过来所说知道的事实，该男子到来后说Heini很可能还在伦敦，因为飞机得5点才能起飞。闻讯的Alma马上跳了起来，恳求Piranis马上带她去机场，但是Piranis必须尽快赶回歌剧的演出。恰巧Alfred的一个朋友驾车到来，他带Alma和Arnold到了机场，可惜晚了一步，飞机已经飞走了。按Heini兄长Thomas Salzer的说法，Heini离开伦敦后跟Alma两人再没见过面，尽管他们有联系，也通过朋友互相打探消息。Heini离开的具体原因也许永远无法揭开，不过这个相信是多方面考虑的结果，在二战逼近的局势下，他本人在英国的位置实际跟Alma在德国差不多，都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他本人在德国还有庞大的家业等着继承，而在伦敦他常常被Alma晾在一边。


1939年5月的图片，Croydon（在伦敦附近）的一家报纸报道了Arnold和Alma两父女到达英国的消息



Alma再次全身心投入的爱情又一次悲剧性地收场了，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但另一方面，照顾年近八旬的老父也是重担在身，她不得不翻出当年母亲辛苦抄给她出嫁的食谱，学习厨艺以及打理家务。此外，努力练习小提琴的计划也没有落空。一开始，Heini频频写信给Alma解释，并且希望两人的关系能够维持，不过跟Příhoda一样，很快书信就越来越少了。
Rosé父女到英国的初期，Busch SQ.的中提琴手Karl Doktor协助他们开始重建Rosé SQ.，他自己得呆在Busch SQ.因此不可能加入，有人提议他儿子，不过他觉得年龄差异过大可能不是很合适。Rosé和Buxbaum两人也曾游说Piranis由小提琴改中提琴加入，但是Piranis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1939年7月9日，Karl Doktor临时加入Rosé父女和Buxbaum的阵容演奏，这是在皇家音乐学院公爵大厅举行的Haydn纪念音乐会第一场。接着Doktor提供自己住所给Arnold和Alma对应聘者进行面试，最后60多岁的Ernest Tomlinson入选，他伴随Arnold度过了战争岁月。7月底，新重组的Rosé SQ.完成了第一个合同演出，Arnold和Alma都获得了超过200美元的酬劳。
1939年7月，Rudolf Bing和Fritz Busch邀请Rosé父女到Glyndebourne，其时Bing是那里的总经理，Busch则是夏季歌剧季的艺术总监。Bing给两父女提供了车费和Verdi Macbeth的门票，Busch则款待了他们。Alma虽然很欣慰在Rosé SQ.的演奏机会，不过她自己的理想始终是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她希望自己重新成为独奏家，甚至组建一支英国的女子华尔兹乐队，但是她的英国演出证只允许她演奏四重奏。Alma再次找Sir Adrian Boult，希望能调整一下演出证的内容，Arnold也希望谋求一份类似在维也纳的教师职位，可是此时的英国到处充斥着失业的人群，政府拒绝了他们的申请。

（二三）
Alma意识到Carl Flesch创立的基金将很快用尽，保证收入来源仍然是当务之急，为了安慰他们，1939年7月13日Bruno Walter从纽约写信过来提醒他们有Mysa Stradivarius小提琴，如果有必要Arnold可以卖掉它。不过在Alma看来这个提醒担心多过高兴，卖掉父亲的琴是她不能忍受的，如何保住这把琴成为了她的首要任务。Elsa Walter另外提醒了一下Alma可以考虑一下前往Amsterdam，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容易找到工作。Alma听从了建议，开始寻求在荷兰工作的可能性，荷兰在一战中扮演着中立国的角色，假如二战爆发，它很有可能维持中立的立场。

1939年8月，Alma收到了来自荷兰Hague中央大酒店演出的合约，Alma仔细衡量了利害关系。她最重要的参考榜样是Carl Flesch，此时他正在Hague的皇家音乐学院教书。8月25日，Arnold开始写一封信给Alfred，不过最终没有写完，一个让人震惊的午夜电话让他无法继续。英国的报纸报道了Bruno Walter的女儿Gretel在苏黎世（Zurich）被杀害的消息，凶手是她分居的丈夫，随后自杀。电话正是一个记者向Arnold透露相关的细节。Arnold 9月1日写了一份简要的信安慰Walter家，Bruno Walter 9月26日回信诉说了他的无比悲痛之情。


1892年，Arnold Rosé的剪影，作者Hans Schliessmann



1939年9月1日，德军出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Alma生存的压力更大了，有一天Alma跟Arnold和朋友在咖啡厅聊天时一个60多岁的男人凑过来说他需要司机和秘书，如果Alma会打字和开车他可以雇佣她。这份无厘头的打工Alma居然也不愿放过，至少家里的佣人费和小提琴不用担心了。不过这位老板看来对Alma很有兴趣，忍无可忍的Alma很快结束了短暂的打工，坚信自己应当朝着音乐的道路前进。尽管经济条件已经不好，Arnold仍然坚持请佣人照顾自己，他知道只有这样Alma才能放心外出。

1939年11月初，Alma最终决定去荷兰，从12月开始，她每星期工作52小时将获得等值于14磅的报酬，家里佣人承诺继续留在家里照顾Arnold，费用是每星期1磅。通过她的捷克护照，Alma顺利地获得了英国政府批准离开5个月，期限到1940年5月。同时间英国显赫的女钢琴家Myra Hess邀请Rosé SQ.到伦敦国家美术馆演出，不过Alma将没办法参加了，11月份她作为第二小提琴手跟Rosé SQ.进行了最后几场演出。

1939年11月26日，Alma在暴风中告别了老父踏上了危险的征程。在战时水路和航空都是非常危险的，Alma乘坐的飞机必须避开英国和德国双方的侦察，运气不好的话她被认出前就会被击落。在北部海洋上空，强烈的顺路风让飞机比预定时间快了半小时，Alma被折磨得严重晕机，花了三天时间才恢复。
另一边，Arnold找来英国小提琴手Walter Price代替Alma的二提，顺利进行了国家美术馆演出，听众大约有一千，曲目包括Beethoven的OP.131和Schubert的第13号。新加入的Price和Tomlinson对Arnold的忠心拥护使得重组的四重奏很快焕发了光辉。

（二四）
到达荷兰的Alma很快就有了收入，朋友们也很热情，虽然一开始乐队水平和规模及不上预期，独奏也少，她至少表现的很快乐。Alma跟昔日女子华尔兹乐队的一名歌手Mady Meth重逢了，并且住到了Meth家。Alma还碰到了另外一位老朋友Theo Bakker，他是昔日Alma在Badenweiler的黑森林度假时的好舞伴，现在是一名荷兰律师，重逢的两人频频会面。

随着战事的推进和Rosé SQ.的演出增多，在英国的朋友们和Arnold开始催促Alma尽快返回英国，不过富有冒险精神的Alma似乎准备多逗留一段时间。1939年的圣诞，Rudolf Bing寄给Arnold俄国的鱼子酱作为礼物，附带的信息写着“在小提琴中寻求庇护”，言下之意似乎暗示如果逼不得已Arnold最后还可以卖掉爱琴。Arnold写信给Alfred说Mysa的评估价是4000磅，不过实际价值不止。

踏入1940年初，情况看起来还不错，Arnold在英国渐渐得到认同，现在他已经允许在周边国家走动了，他提出的教书也得到了许可。1940年1月4日，Arnold写信给Alma称赞她继承了Mahler家族的精神，24日Alma的回信心情相当的愉快，她提到了Heini给她的来信。在荷兰的事业顺利让Alma一再推迟返回伦敦，Arnold原本希望她能在2月初返回，并且一同准备在4月的一系列四重奏演出，曲目是Beethoven的晚期。但是Alma仍然坚持留在荷兰，还有她作为独奏家的梦想再度唤醒了，在为Willem Mengelberg试演的Wieniawski小协后，大指挥提议他们可以跟大会堂乐队一起合作，在跟Carl Flesch的见面中，她得到了进一步的鼓舞。


1940年2月，Alma Rosé在荷兰Arnhem写给兄长Alfred的明信片，用英文书写：“不要忘记我－带着爱和吻，你永远的Alma。Arnhem，1940年2月。”



Alma暂时的安排是带领一个小型室内乐队在荷兰进行一个月的巡演，然后在3月初返回伦敦。2月中在Arnhem预见音乐学者和评论家Louis Couturier，给了他一本自己写的有关小提琴技术的书。在Arnhem，Alma给兄长Alfred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原文用英文写着：“不要忘记我－带着爱和吻，你永远的Alma”。2月底，Alma通过荷兰之声电台进行了一场独奏演出，收听到广播的Arnold异常激动。另外，Alma很快将在Hague为富有的赞助人举行一场家庭音乐会。尽管收入有了转机，Arnold仍然处境艰难，在1940年3月他写信给纽约的Toscanini求助，很快得到了回应，包括Walter在内的老朋友很快为他筹集了一笔资金汇出。1940年3月12日，Alma收到Heini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里面倾吐了他离开伦敦后的相思之苦和执着不渝的爱恋，这封信成为那时Alma重要的精神寄托，留下的原件保存在Amsterdam的战争历史档案中心，磨损的痕迹显示折叠的信纸Alma被翻看了无数次。

（二五）
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军忽然入侵挪威和丹麦，开辟了欧洲新战场，西线战役打响。在新的战争进一步威胁的情况下，4月已经是Alma英国签证许可的最后一月，当时她再次推迟返回英国，她继续为保住父亲的Mysa小提琴努力。在9号之前，Alma在演出Franz Lehár的轻歌剧“卢森堡的公爵”（Count of Luxembourg）的乐队中演奏，或者是独奏Sarasate的“流浪者之歌”，自2月份以来Alma已经在不同场合演出了它86次。他们荷兰巡演的轻歌剧受到热烈欢迎，演出通常在晚上11：45结束，他们驾车回到Hague有时候已经凌晨4点，睡到下午之后再次出发奔赴下一场演出。Alma大约两个星期才能吃一顿好点的，平时都是靠面包充饥，生活是相当苦的。

1940年5月10日～15日，荷兰无力抵抗德军的闪电攻击，只能用沉船、树木等做象征性的阻碍德军前进



1940年4月11日，Arnold带领Rosé SQ.开始了在伦敦Queen Mary Hall的四场午茶音乐会，音乐会由德国和中欧基督教会难民会发起。此时的Alma仍然在荷兰，不用说Arnold非常失落。此时Rosé SQ.的另三个成员是Walter Price、Tomlinson和Buxbaum，他们演奏Beethoven的最后四部四重奏，每场音乐会演奏一部，然后附带Mozart和Haydn的选曲。Alma给父亲的信息是希望5月初返回英国，但是5月2日，她返回英国的许可期限过期了，她只能继续依靠她的捷克护照走动。5月5日，Alma在Scheveningen跟Louis和Lotte Meijer一起时Meijer劝告她尽快回英国，当时时局已经非常不稳定，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些低地国家在德军西进的路线之上，想保持中立近乎幻想。但是Meijer的劝告并未奏效，荷兰现在对于Alma近乎乐土：可以养活父亲；事业得到复苏；能够跟Heini保持联系。

1940年5月7日，Arnold在写给Alfred的信中抱怨没有Alma的任何消息，当时Alma正离开Hague作短途巡演。三天之后，5月10日，德军终于对荷兰和比利时等低地国家发动攻击，他们对于德军的猛烈攻击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仅5天荷兰就宣布投降。Alma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她没有办法联系Arnold，最后她通过朋友联系Alfred通报了平安。


1940年6月14日清晨，德军第4军进占“不设防城市”巴黎



1940年5月下旬，德军直逼英吉利海峡，把40多万英、法军队追逼到敦刻尔克港（Dunkirk）附近的一块三角地带。英、法动员了大批船只，从5月26日到6月4日，经9昼夜苦战，才把近34万士兵运过海峡，撤入英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4日，德军占领敦刻尔克，4万余名法军被俘，此役，盟军损失惨重。6月10日，法国沦陷，政府撤出巴黎，6月14日，德军通过Eiffel铁塔，6月16日Marshal Philippe Pétain 取代Paul Reynaud成为法国总理，6月17日Pétain宣布法国投降。

Alma的错误判断导致她返回英国的许可期限作废，1940年5月29日，她向Louis Meijer紧急求助，但是为时已晚。Meijer作为犹太记者，写了许多的政局报道，他知道自己将在纳粹的“特别名单”之中，自身难保。面对Alma的求助他只能表示无能为力，他自己尚且苦恼于如何能保护自己的一家。

（二六）
1940年5月18日颁布的任命，Hitler的奥地利总理Arthur Seyss-Inquart被任命为荷兰的纳粹总理，在维也纳的体验告诉Alma，对此人不能抱以任何希望，她安全离开荷兰的希望看来微乎其微了。在被占领初，荷兰政府宣称“没有犹太问题”，本国的犹太人暂时还是安全的，不过纳粹很快展开行动，先从驱逐沿海外国犹太人开始，逐步逼使荷兰这些占领国沿用德国的犹太法律。

1940年5月31日，Alma仍然有机会写信给Alfred，其时美国还是中立国，Alma透露了她情况的不妙，恳请兄长尽快联系父亲传达她的消息。毋容置疑，Arnold对Alma近况感到相当忧心，同时对于失去Alma的经济支撑，Arnold未来的状况将相当不妙，他得重新考虑卖掉心爱的Mysa小提琴了。随着德军空袭英国的序幕拉开，有限的通讯让Alma近乎抓狂，另一方面，Alma的演出合约继续，她尽量善待她的听众，不论他们来自何方，但是有时候她增强好胜的本性难以掩饰，比如有一次她听到谈论Váša Příhoda，有人质疑Příhoda的艺术，Alma立刻冲过去进行辩护，坚持Příhoda是小提琴家中最伟大的。


1928年11月10日和11日，Váša Příhoda和Rosé SQ.两场相邻的音乐会节目单


1940年夏末，Alfred开始Arnold移民美国的计划，Alfred夫妇写信给他们在美国的老朋友们，包括Arturo Toscanini、Bruno Walter、Thomas Mann、Elizabeth Sprague Coolidge、Serge Koussevitzky、Eugene Ormandy和Albert Einstein。计划得到了文化精英们的强烈支持，然而Arnold年龄过高还是最大的障碍，而且因为他已经从维也纳退休，移民名额还得从原籍的罗马尼亚算，那个名额相当有限。Alma移民美国的计划同时间进行，Alfred的Cincinnati的朋友甚至提供了私人银行帐户，为的是向当局保证Alma来到美国即使没有工作Alfred也有能力供养妹妹。当然显然的事实是，没有确切工作保证，Alma移民到美国的几率是很小的。在美国大使馆守候的人群总充满希望，然而答案确实一遍又一遍的绝望：“抱歉，我们尝试让你们离开，可是德国佬不答应”。

在数周没有Alfred的消息之后，1940年8月24日，近乎发狂的Alma写信要求回复父亲的消息，Arnold的安危现在是她的第一目标。进入9月Alma继续她的演出，当时忽然收到通知所有犹太人必须在48小时内搬到荷兰中部，原本收留她的家庭将不可能再照顾她。幸好紧急关头得到朋友联系，她被允许搬过去，Alma再次跟危险擦肩而过。当Alma再次来到大使馆，她被告知机会轮到她将需要等15年！现在她唯一有一线希望的就是能拿到美国的工作合约了。

现在离Alma结婚已经过了10年，Hague的电影院正演出两部电影，一部是“自维也纳森林的传说”（G'schichten aus'm Wienerwald），里面Arnold跟Leo Slezak有演出，Arnold扮演维也纳爱乐的指挥；另一部是“Maharajah的白色新娘”（Die Weisse Frau des Majaradja），演出的是Příhoda（参见前面绯闻）。能看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Alma自然去看，可是她却被逼离开影院，这真叫人沮丧。

（二七）
1940年9月27日，在法国占领区通过了一部繁杂的犹太法案，10月3日，甚至在法国南部的非占领区也通过了一部，这是其后160多部排犹法案中的第一部。在这些不幸的消息中，10月17日Alma却奇迹般获得了一个美国配额号码，她的希望曙光似乎重现了。11月10日，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被赶入犹太区。纳粹在荷兰的魔爪也不断延伸。Alma在Amsterdam碰到了Hugo Kolberg，他昔日是柏林爱乐的首席，其时跟妻子正准备逃往美国，Wilhelm Furtwängler为他们安排了航班。再得知他前往Pittsburgh后Alma联系他希望希望打听一下有无乐队职位，Alma寄去了Bruno Walter和Willem Mengelberg推荐信的复印件。不过几个月后Kolberg回复说没有乐队的空缺，但是如果Alfred能为她找到一份教书工作，也许她能获得非配额签证而进入美国。Alma的未来再次变得灰暗了。

没有特殊的允许，Alma现在已经不能在Amsterdam和Hague演出，甚至她在等候的签证，由于禁止去鹿特丹（Rotterdam）的大使馆而变成空中楼阁。纳粹在荷兰已经禁止犹太艺术家的公开演出，甚至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也不能，Willem Mengelberg跟大会堂每年纪念Mahler逝世的音乐节也停了。Alma甚至不得不开始寻求类似女佣这样的工作，幸好在她努力之下再次获得了在Hague工作的机会，这次是为期两周的演出。

Arnold Rosé（1863－1946）在1907年



Alma现在通过巴西、瑞士和葡萄牙等国亲朋好友曲折跟父亲Arnold取得联系，当她听说有一颗炸弹落在Arnold住所附近把窗户都震烂后对附近就更为担心了。而Arnold也正在逐步处理他的财产，为可能的美国自行作准备。1940年12月10日，Alma最终被“官方认证”为犹太人，她的新护照上盖上了大大的字母“J”。12月10日，消失许久的Heini再次来信，不过是不幸的消息，他结婚了，Heini在信中说这是不错的妥协。新娘是维也纳知名的运动员，是寡妇，切除了子宫而不能生育，不过她没有在婚前告诉Heini，对于Heini来说这是一段寂寞的婚姻。

1940年的圣诞节对Alma来说注定是寂寞和苦闷的，不过在她去Utrecht的日子里她成为了家庭音乐会中瞩目的角色。Ed Spanjaard，一个律师和指挥家，经常指挥荷兰广播室内乐团，他帮助Alma获得重要的演出合约。Alma的第一个演出就是在Spanjaard家里，她的伴奏是荷兰著名的作曲家、管风琴家和钢琴家Johan Wagenaar，Alma演奏了Franck的A大调奏鸣曲、Handel的D大调奏鸣曲和Příhoda的两首改编作品。Alma跟Spanjaard一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住了下来。

1941年2月初，Alma在Spanjaard家住下不久的一天晚上，Alma正准备走下楼梯到客厅进行一场演出，但是她忽然踩空掉下，Alma的脸直接撞在楼板的梯角上，Alma的举动让在场宾客惊讶无比：她没有伸出手去保护脸部，而是把手和小提琴藏在了身后。Alma幼时起接受的训练产生了奇迹，她的手和琴毫发无损，脸部结实挨了一下，眼角被撞破。

（二八）
1941年2月初，Carl Flesch写信给Alma时说他准备年底离开荷兰，他正在等待费城Curtis学院的合约然后前往美国，他表示从Alma的能力来看他并不担心Alma的未来。而Alma在3月16日又迎来了事业的节点，她跟荷兰的评论家Rutger Schoute进行了一场家庭音乐会，曲目有她Beethoven Kreutzer奏鸣曲的初演，Schoute准备了Arnold修订的版本。第一次排练Alma在首乐章的独奏经过句碰到了困难，她随即告诉Schoute先练习其他部分，她准备自己单独练习并询问父亲真实的意图。在被占领的荷兰，及时联系到在英国的Arnold并不是件容易的事，Alma迅速通过朋友取得了回复。音乐会很成功，收入也够Alma三个月的生活费，连锁效应引发了Alma取得一系列音乐会的合约。

虽然Alma得事业节节高升，但是纳粹对占领区的控制正在不断加强，1941年3月10日朋友Neil Phillips给她发来了警告信，他虽然是美国本土出生，也花了三个月才离开荷兰，显然Alma面临的期限将更长。Alma加紧了进度，她的努力奔走也有了些眉目，第一份美国演出合约落实了，朋友们也愿意资助她的路费。但是Walter夫妇写信提醒她不要过分乐观美国的环境，即使是显赫的音乐家现在在美国都难以为继。不过Alma坚定地认为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Alma在5、6月继续进行了更多激动人心的家庭音乐会，钢琴伴奏换成了Paul Frankel，他是为Bronislaw Huberman伴奏了六年的钢琴家。Alma在6月17日写给兄长Alfred的信中请求签署担保书，说这是“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事实在6月11日，Alfred接到鹿特丹（Rotterdam）美国领事馆的通知Alma的担保书正寄往美国，不幸的是这关键的档案来的太迟了。1941年6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Roosevelt）宣布关闭所有在美国的德国政府办事处，因为怀疑有间谍活动。作为报复，7月19日，柏林和罗马命令所有美国领事馆和捷运机构关闭，人员撤离。Alma的签证显然无处可签了，她没有堂兄Wolfgang的运气，在德国的Wolfgang在美国领事馆关闭前一个小时领到了签证。

1941年的夏季，炎热而又忙碌，Alma仍然不停地到各地演出，因为她的行动受到限制，Alma是如何能在各地来去自如的真是个难解的谜。但是她在荷兰的过渡劳累身体已经出现了警告信号，例如偏头痛和关节炎。而现时离开荷兰唯一的希望大概是获得一张古巴的签证,而更主人的小摩擦使得Alma决定再度搬家，这次住一起的是一对好客的年轻夫妇，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41年8月3日和24日，Alma又迎来了两场重要的音乐会，她的钢琴搭档是James H. Simon，Max Bruch的学生，Simon逃离柏林后去了瑞士，几年后他跟Alma一样来到“中立”的荷兰发展事业被困住了。他们合作的家庭音乐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41年6月到1942年5月Alma还有一位重要搭档Johannes Röntgen，他的兄弟Joachim跟Alma同年，曾是英国Rosé基金的捐赠者之一，他们的父亲早在1897年就跟Rosé SQ.一起演出过，他的名字Johannes来自他父亲的好朋友Brahms（兄弟的Joachim也明显）。10月15日，Alma收到了Heini的生日祝福，不过这次很明显他决意结束跟Alma的关系了。在信中他没提到的是他父亲已经退出集团管理层，他们兄弟10月正式成为Salzers集团的第六代继承人。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跟Váša Příhoda一样，Heini虽然屡次提到Alma父女的困境，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提供了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基地珍珠港，最终把美国也卷入了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11月20日，Alma给Alfred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提到她梦见了纽约，之后他们的通信忽然中断了，在那之后的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基地珍珠港，最终把美国也卷入了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对占领区犹太人的控制进一步收紧，事实在6月Hitler对俄罗斯开战后已经命令开始屠杀欧洲的犹太人。
1941年的12月，Alma又找到一位老朋友合作演出：Géza Frid。他是知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也是Bartok和Kodaly的学生，自1929年开始定居与荷兰。在严查之下他们的排练都难以顺利进行，因为宵禁Alma不得不经常呆一晚，他们外出演奏也得小心翼翼，通常得分开前往演出点，因为他们之间用德语对话，很容易引起盘查。他们的合作持续到1942年4月6日。1942年的4月荷兰的犹太人已经是人人自危，5月之后他们被禁止乘坐火车，荷兰的难民收容所Westerbork变成了犹太集中营。

（二九）
对Alma来说除了离开荷兰，另一可能得以安全的选择就是跟非犹太人结婚，不过合适的人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1942年2月，Alma的几个朋友碰面对Alma的处境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Alma应该靠婚姻得到庇护。而且以此同时德国已经注意到这种日益增长的联合婚姻带给犹太人的保护，进而宣布1942年3月之后类似婚姻将不再得到承认。这样即使Alma同意结婚，事情也刻不容缓了，首先问题是谁是丈夫人选？最需要的条件是纯种的Aryan人。一个朋友的亲戚Connie成为了候选人，他是34岁的荷兰人，出生时就是个病弱的孩子，现在仍然象个小孩子般，依靠父母生活，整天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结婚后他跟Alma仍然分开生活，这样和平年代来临时离婚也很容易。当Connie的父母向他提议婚事他很容易就答应了。倒是朋友们对于如何向Alma说明一切大伤脑筋，但是Alma显然没别的高招。

1942年2月16日，Alma跟Connie的婚事公告了，当然他们还得辛苦准备需要的身份证明文件。仪式被安排在3月4日，这真是滑稽的一天，Alma跟朋友们不得不仅仅拉住象小孩一样跑来跑去的Connie，而在婚礼处排队等候结婚的新人多得吓死人，仪式后两人若无其事地分开。
在伦敦的Rosé SQ.继续他们的演出，包括一场在Wigmore Hall的纪念演出，庆祝维也纳爱乐成立100周年。1942年5月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Oskar Kokoschka为Arnold画了一张水彩肖像，并且题词“致小提琴之神，在你流亡之冬。”


1942年5月之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犹太人被要求佩戴特制的六角形犹太标志



1942年5月之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犹太人被要求佩戴特制的六角形犹太标志，这是纳粹又一耻辱的手笔。但是没有Alma佩戴过的相关证据。5月底Amsterdam的犹太法院被禁止派发旅行许可，Alma这下真的难以动弹了。而与此同时，战争将很快结束的说法也在瞧瞧流传，在1941－1942年的冬季，Hitler不可一世的部队在俄罗斯大地遭到了致命的抵抗，拉长的战线也似乎让Hitler难以承受了。
1942年5月一名德国官员向在Utrecht的德国国防军头目Colonel Lang报告说英国的电台说荷兰有望在月底解放。听到希望荷兰人开始了抵制一切有可能帮助德军的行动，在Colonel Lang接到的军队报告中他戏剧性地留意到“生病”成为了军队的时尚。荷兰的犹太面临着最黑暗的日子，很可能一转身间就在亲友边消失掉，Alma的一些朋友也遭到了不幸，她在荒凉之地躲了起来。1942年6月中，Johannes Röntgen再次跟Alma演奏他的奏鸣曲，用的是手抄本，他们自一年前开始合作一共演奏该曲14次。之后他们仅有一次一起演奏的机会了，那是9月Röntgen拜访Alma时的排练。


这是波兰华沙的一名妇女在卖犹太人标志的佩带


1942年6月22日，在柏林的盖世太保犹太处头子Adolf Eichmann公布了他的荷兰计划，4万犹太人被送往东部做“劳工”。1942年的夏季，Alma在乡间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只是偶然跟朋友们演奏音乐。BBC播报了一条让人震惊的消息，Váša Příhoda不堪忍受盖世太保的迫害在布拉格自杀。第二天早上，德国警察破门而入照了张相，照片上Příhoda穿着睡衣拿着日历指着当时的日期证明他还活着。对于德国来说这是一次绝佳的抹黑BBC的机会。
按照计划，纳粹开始驱逐外国出生的犹太人，接着是荷兰本土的犹太人。1942年7月14日，所有在荷兰、法国、比利时的1902－1925年出生的犹太人将成强制劳力，15日犹太人被停止电话服务，在巴黎，2.8万犹太人被塞进了Vélodrome d'Hiver运动场，这个运动场的设计容量是1.5万人。

（三十）
1942年7月，犹太危机进一步加剧，大约在这个时候Alma也制定了一份出逃的计划，不过细节不知。然而在8月2日开始，纳粹开始抓捕接受天主教洗礼的犹太人，当天Alma一人在家，警察破门而入把她抓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Hollandse Schouwburg（荷兰剧院），这里昔日是剧场，1942－1943年间充当纳粹抓捕和放逐犹太人的中心。在里面小孩没日没夜的哭喊，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被送往死亡之地，Alma直面了死亡的恐惧。尽管Alma坚持说她有受保护的混合婚姻，不过办事人员充耳不闻，在慌乱的几小时之后，她终于设法送达信息给Marie Anne Tellegen，Tellegen出面跟德国管理层干涉，而Staerckes则去准备Alma的身份证明文件。朋友们的周旋得到了回应，终于在傍晚Alma被释放了。这是Alma第一次真正的跟死亡擦肩而过。


1942年的Hollandsche Schouwburg（荷兰剧院），它建成于1892年，是阿姆斯特丹旧犹太区中心地带的娱乐场所，1942年－1943年间变成纳粹的犹太人流放中心，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在这里被送往Westerbork转移营，然后转送死亡集中营，二战期间经这里转移而死亡的荷兰犹太人大约有10万4千



1942年8月6日，又一个荷兰犹太人的黑色之日，2千犹太人被忽然抓捕，事因响应当劳工的犹太人过少而开往东部的列车必须得塞满。一连串的事件让Alma感到绝望，这天她给Carl Flesch写了封告别信，其时Flesch仍然在荷兰，他在3月起被纳粹称为“蓝骑士”（特殊的犹太人，免于被捕和佩戴犹太标志）。9月，混合婚姻中没有小孩的犹太人也将列入放逐范围，唯一的例外是没有生育能力，这使得伪造不育证明变得很红火，但是Alma没有走这步。

1942年8月19日盟军的Dieppe（法国离巴黎最近的海滩）突袭以加拿大充当炮灰而失败告终，加之食物的短缺和即将来临的难熬冬季，荷兰人反德的情绪进一步升级。Alma在9月13日通过红十字会给Alfred发了封简短的电报，提请他每个月写信。这个时候荷兰的犹太人晚上8点到清晨6点必须呆在家里，下午3点15才允许到商店购物，实际上是让非犹太人优先购买稀缺的食物。

Alma在1942年9月13日通过红十字会给Alfred发的电报内容，上面写有25字限制的内容，Alma写了24字，上面有问及Alfred的作品（指Triptychon）是否已经演奏



Anne给Alma送来了36岁的生日祝福，顺带一个到捷克演出的机会，不过邀请排不上用场，因为Alma没得到离开的许可。1942年11月24日，Alma留下了简短的遗嘱，指明自己“丈夫”将不继承自己任何遗产，Marie Anne Tellegen或者Leonard Barend Willem Jongkees将为自己安排后事和财产。其时Alma离开英国前往荷兰已经整3年了，错过了1940年5月离开的最好机会，现在离开荷兰的机会很渺茫，朋友们劝告她最好躲藏起来。不过这时的Alma却准备冒险逃亡，在她看来留在荷兰会给朋友们带来危险，躲藏的生活也意味着没有了演奏音乐的机会，而且父亲Arnold也年近80，需要她在身边照顾。

1942年10月15日，Alma接到命令要往Westerbork（犹太人在这里被转送到集中营等地）报到，现在纳粹对她的身份是一清二楚，而且她假结婚的事在当地并不是什么秘密。这意味着Alma必须尽快作出决断，根据朋友们的评估，前往Westerbork几无生还的希望，因此逃亡是唯一的选择。路线有两条，一是经法国去西班牙，二是前往瑞士。但是西班牙路线据说已经行不通，而且Alma在瑞士的音乐人脉是有保证的，因此瑞士是第一选择。

（三一）
1942年的12月，德军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南部的法国，对于Alma前往北部的瑞士可能是好事情，Alma不动声色地做了最后的准备，给一些朋友发了圣诞的问候，并且通过红十字会给父亲Arnold发了信息：“一切安好”。在最后的夜晚，Alma跟几个最好的朋友聚在一起，他们一起做了最后的考量，Alma必须作出最坏的打算，而且朋友给了一个让人吃惊的礼物：一小瓶毒药。据说15秒就能死亡，Alma毫不迟疑地收下了。

1942年12月14日是Alma行动的日子，离开前她再次通过红十字会给父亲发了信息，内容掩饰了自己的身份：“Justine的女儿结婚了”。Alma最后一次握着她心爱的Guadagnini小提琴，郑重地把它托付给朋友保管。在漆黑的清晨Alma离开跟一名陌生的男子会合，在最后跟Alma一起住的Staercke夫妇在Alma的桌子上看到了最后留给他们的字条，上面写着他们共患难的日子Alma将永生难忘，最后还写上了他们一起的日子：1941年8月－1942年12月。为了避免日后可能带给Staercke夫妇的盘查，Alma并没有给他们透露任何的逃跑细节，她把大部分物品都留给Marie Anne Tellegen保管。


1942年12月14日Alma离开Staercke夫妇住所前留给他们的字条，这是Alma跟他们一起生活的不多的证明，上面写着：“感谢我的挚爱们，我们共患难的一切我将永生不忘。Alma 1941年8月－1942年12月”



当然，现在要想详细追踪当时的秘密潜逃看来已经不可能，也存在不同的说法。Tellegen女士为他们规划逃跑路线，跟Alma一起的是年轻的荷兰犹太男子，而实际上为安全着想他们双方将保持着陌生的关系，这样一旦一方被捕至少不能透露另一方的信息。他们每到一个指定的回合点，Tellegen将给他们下一地点的指示，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得知全盘的计划，这样一旦他们被捕他们也提供不了地下工作的信息。从Breda坐车，Alma跟同伴到达比利时跟荷兰交接附近，然后步行到一名走私者家里，通过现金交易，他将帮助他们通过边境。但是当晚走私者说现在过境太危险，让他们等多一晚，第二天他们步行穿越边境，走私者负责放哨，他们通过N多轮的指示曲折前行，Alma的法语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跟接头人员的交流变得简单些。他们花了2、3天的时间到达了Dijon（法国东部城市），这里是交通中心，纳粹的爪牙遍布。

在Dijon，Alma他们将买下伪造证件，用来坐火车通过两个在Dijon和瑞士之间的禁区，然后进入瑞士。然而他们似乎被贩卖证件的团伙出卖了，他们为了证件附上了高昂的现金，但是在即将出发的火车上两个便衣的德国人直接走向他们声称他们的证件是假的。毫无疑问是有人出卖了他们或者被盖世太保盯上了，否则不会被逮捕得如此干脆。让人吃惊的是居然有人提起Alma在Dijon当时曾经在餐馆跟乐队演出，如果真是这样毫无疑问太过惹眼了，莫非她跟音乐的缘份最终主导了她的命运？Alma他们被逮捕这天是1942年12月19日。

Alma被带到了盖世太保在Rue Docteur-Chaussier的总部，通过不同的德国档案最终确认了她的身份。刚被捕时Alma是否受到了折磨则未明，至少从没有人受牵连来看，Alma没有招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