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教堂的珍宝库
TREASURY

        欧洲有些名气的教堂大多有一两件镇堂之宝，要么是耶稣基督或圣母玛丽亚的遗物，要么是史上圣人的遗骸遗骨，要么是显现过神迹的木雕石刻。通常这些镇堂之宝会被安放在最重要、最显眼的主祭坛上，使所有进入教堂朝拜祈福的人们能够一眼望见。但有些教堂历史非常悠久，积淀十分丰厚，收藏的圣物遗珍成百上千，不可能尽数公开展示，需要有个特别、私密、安全的地方存放，同时还不能完全排斥虔诚教徒和好奇游客瞻仰欣赏的强烈愿望，于是便出现了遍布欧洲各地、隶属于各大教堂、专门收费参观的珍宝库。要想真正地了解一所教堂，了解教堂所在地的历史风情，了解教堂在其兴盛时代所代表的人文精神，还是应当花上几欧元，去探访一下它的珍宝库。如果图免费，只在教堂内外转上一圈，满足于欣赏其宏大华丽的外表，难免会遗漏许多重要的信息。

亚琛大教堂经过历代加建，各部分风格不一
        以亚琛大教堂为例。亚琛曾是查理曼时代的帝都，大教堂曾是查理曼王宫建筑群的组成部分。自9世纪初建成后，这座教堂几经改造扩建，从一座古朴庄严的圆形会堂长身为气势恢宏的哥特式殿堂。由于后世的欧洲君主们都乐于标榜自己是查理曼大帝的血脉系属，前来亚琛拜谒敬奉的不在少数，因此大教堂积攒下数量可观、价值连城的圣物、圣礼用具和宗教艺术品。大教堂有三件主供圣物，耶稣降生时玛丽亚穿着的衣裙、耶稣的襁褓布和裹腰布、施洗约翰的裹尸布，但那是每七年专门举行朝拜仪式时才能得见的顶级宝藏。平日里人们能够在珍宝库里瞻仰大教堂的“小三宝”，即玛丽亚的腰带、耶稣的腰带和受鞭笞时的血袍。此外被供奉的还有耶稣受难时的一块铁钉碎片、一根十字架上的木片、一小段荆冠，罗马士兵蘸满醋汁戏弄耶稣喝水用的一小块海绵，印有基督像手巾的残片，还有施洗约翰的一团头发，绑缚圣彼得的一环铁链，圣斯蒂芬的肋骨，圣西米安的臂骨、圣阿纳斯塔修斯的头骨，圣女卡特琳娜和阿格尼斯的遗物，以及被封圣的匈牙利国王圣斯特凡、圣埃默里库斯和主教圣斯彼兹、圣菲利克的遗物，等等。而容纳这些圣物的钵皿匣柜俱是历代君侯显贵斥资延聘当代能工巧匠，以黄金白银和珍贵宝石精心加工镶嵌而成，布满复杂的纹饰和精细的雕像，载寓着许多历史典故和教规法条。如今珍宝库最吸引人的，是放置查理曼大帝的头骨、臂骨和腿骨的三件容器。亚琛必定是查理曼的老巢，对他的遗物也是特别地优待。他的头骨被安置在真人大小的纯银镀金胸像里，那段前臂骨被包裹在一只银制的护手甲胄内，那截腿骨盛殓一座形状如哥特式宝塔般的圣物箱中。看到凡此种种传世奇珍，可想而知亚琛在欧洲历史上具有何等崇高的地位和重要的份量。遥想当年从欧洲各地远道而来的朝圣者目睹这些流光溢彩、华丽多姿的圣物容器，再同自己的简陋行装和粗鄙形容做个对比，一定是既对基督教会的神圣权威诚惶诚恐，又对世俗君王们的权势财富低眉顺眼。

查理曼大帝胸像、臂甲和宝匣，分别盛殓他的头骨、臂骨和腿骨
        可惜亚琛没能在诸多圣物庇佑下荣光发迹，在查理曼身后始终是个偏隅一方的诸侯属地。真正将圣物价值发挥到极致的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公元828年，两名威尼斯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将耶稣门徒之一圣马可的遗体偷运到威尼斯。这既给威尼斯市民带来巨大的精神依托，也使这座城市身价陡增，成为全欧乃至全基督教世界的著名朝圣地，一下子拥有了崇高的信仰权威和号召力。13世纪初，威尼斯成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发起者和军事主力，成功地征服了拜占庭，控制了爱琴海诸岛，为其后海上贸易打开一片广阔天地，使这个泻湖中的弹丸小岛发展成为14、15世纪欧洲最强大、最富庶的地方政权之一。对于威尼斯的繁荣兴盛，圣马可遗骨居功厥伟。威尼斯人知恩图报，用近200年时间修筑起金碧辉煌的教堂将其深埋安葬，从9世纪至14世纪用金银、200多块珐琅画版和2000多枚各色宝石装饰“黄金祭坛”，竖立在圣马可墓穴之上供人朝拜。教堂珍宝库里更是装满了当年威尼斯军队从拜占庭劫掠来的各种宝物，其中大多也是盛载圣物、精工细作的金银容器。威尼斯人在那次十字军远征中没能收复圣城耶路撒冷，倒是顺道把同为基督教帝国的拜占庭收拾了一通，让自己返乡的行囊着实丰鼓了许多，也让圣马可的遗骨有了很多其他圣人遗骨的陪伴。

圣马可教堂外景（左）内景（右）
        欧洲先人们如此痴迷地收集圣人的骨殖、衣带、用具甚至血液，倾注如此巨大的财力和心力，用最昂贵的材料、最精美的工艺包装供奉，以最敬畏的心情、最真挚的感情顶礼膜拜，今天看来不易理解甚至有些好笑。谁让当年罗马教庭声称，保存圣物可以起到积功赎罪、敲开天堂之门的功效呢？欧洲的基督子民们自然趋之若鹜，倾其所有去求得一两件保佑今世来生的圣物，还要请能工巧匠们极尽能事装饰供奉圣物的器具。权贵们有钱有势，搜罗圣物自然多多益善。据说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一度拥有5000件圣徒遗物，足够50万年赎罪之用。贩卖圣物，连同什一税、赎罪券最终都成了教庭聚富敛财的手段，也标志着彼时教会体系的堕落与腐败几近极点，而教会的种种劣行最终触发了16世纪初路德的宗教改革。

圣马可教堂的黄金祭坛
        基督教发源于受罗马帝国压迫的平民信仰，主张平等和泛爱，早期那些圣人很多是在传道过程中被罗马统治者或蛮族异教杀害的。这样一个富有群众性、反抗性甚至略带有革命性的“草根”教派，偏偏在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赦令》、承认其正统地位后得了势，教会的发展走上一条制度化、结构化、政治化的道路，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教条僵硬、机构繁复、人员冗杂的权力体系，并且强大到足以与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欧洲行政体系相抗衡。回头看中世纪时代基督教会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的蜕变，不免怀疑那时的教会恐怕是与其本真教义渐行渐远，也不免怀疑是否所有制度的人间建构最终都会毁灭这个制度创始时的原则与信念。

教皇本笃十六世手举圣餐杯
        在珍宝库中，还有一类是举行宗教仪式时神职人员使用的各种用品，比如袍服、权杖、香炉、圣餐杯、圣餐架等。根据旧教仪轨，举行弥撒时，神甫将红葡萄酒倒入圣杯，将圣餐小面饼放在圣餐架中间圆形或月牙形的夹子上，经过圣礼传导，酒和饼就化身为基督为救赎人类原罪而牺牲的血和肉体，由教士向教徒们分发。很多金制银制的圣餐杯雕饰精美，杯座上镶嵌着红蓝宝石。而圣餐架通常更加华丽，不少带有耶稣、圣母或圣徒的小雕像，有的则以珍珠、宝石组成花瓣形状，围绕在圣餐饼周围，更有的做成太阳光环式样，将圣餐置于中心，向四方展开金色光束，每一道光都嵌上钻石。布拉格洛累塔修道院珍宝库中最著名的“布拉格太阳”圣餐架制作于十七世纪末，镶有6222枚钻石，靠近中心那一圈每枚都有几克拉重。在一件人造工艺品上点缀如此多的钻石，也许只有2008年当代艺术家赫斯特制作的镶有8601枚钻石的骷髅头可与之匹敌。

布拉格之星（左图为中间细部）
        当年制作这些圣餐杯、架和各式各样的圣物匣，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工，人们捐献出具有货币功能的贵重金属和价值连城的宝物打造和装饰这些器皿。如今它们曾经历的喧嚣和激悦已不复存在，现在它们是博物馆级的高级古董，静静地立在教堂珍宝库的展柜中，不再有实用功能，只有自身材质和工艺体现出的可观价值，仍令众多参观者咋舌不已。也许令今天的人们最为咋舌的，是古人费尽心思，用尽手段，将这么多金银、珍珠、宝石、钻石组合成一件绝世精美的器具，而其包裹、供奉的不过是一小片面饼，一小杯红酒，一小段骨头，一小团麻绳，一小段铁钉……从纯物质的眼光看，这些东西真是不值一文。希望这样说不算亵渎神灵，不论其为何方神圣，因为在中国供奉佛舍利的塔龛也是金碧辉煌、所赀不菲的。
        仔细想来，人们真正视为珍宝的不是物质。当年这些面饼、红酒、骨头、麻绳、铁钉，形容虽然卑微，价格虽然低贱，却寄托着往昔人们对幸福、平安、快乐的希望，也标志着那时世间的正义、道德、品性的准绳，指向每个人都将走入的终极归宿。人们用昂贵的物质制成容器盛放这些最普通的碎片，不过是表明他们对这些碎片蕴含的精神实体的无上尊崇。今天这些器具仍能唤起拜望者的敬畏之情，不全是由于其珍稀的物质和高昂的价格，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们曾被数辈先人赋予无限的精神价值。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俗化、物质化、商业化的时代，人间珍宝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负载的宗教意义和信仰分量，很多情况下是由其物质属性和市场预期决定。今天中国的消费者争相购买国际名牌，这与精神层面似乎不再有什么瓜葛。但到仔细想来，人们猎取高档商品，除了获得其高品质的材料、独特的设计和可靠的工艺外，更大一部分是期待消费这些物品时能够为自己带来进入高端消费层、与那些作为品牌代言人的明星享受同等物质服务的的心理满足，进而希望社会能够承认甚至赞赏自己取得的成功或不断上升的地位。如果再带能赢得点儿羡慕和推崇就更好了。这不还是在精神层面对物品进行价值判断么？只不过经过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商业社会和从众思维的洗礼，我们以一种新的价值标准取代旧的一种罢了。如果今天要求欧洲的城市建立新的珍宝库，不收藏古董旧物，只接受新制物什，那些珍宝会是些什么？如果要求中国人建立同样的珍宝库，里面会收藏些什么？如果只是些金银珠贝，是不是意味着人类文明和精神的堕落？如果说作为珍宝必须蕴含人类巨大的精神价值，那我们这个时代的珍宝都是些什么？

十九、寻访中国瓷
        中国人对瓷器有着难以割舍的牵挂。对中国人来说，瓷器不仅是用具，是器皿，是陈设，是艺术，是财富，还是历史的佐记，民族的骄傲，文化的标识，情感的寄托，信心的载体。中国与欧洲在瓷器上有着讲不清的恩恩怨怨。当年它们作为高级和时尚产品出口到欧洲，为中国换回贵重金属和文化尊崇的时候，瓷器是辉煌天朝外服蛮夷的旗帜和宠儿。后来它们中的上品佳作见证了十九世纪的华夷交恶，被列强作为战利品掳去欧洲，为王公贵族巨高富贾的窗台、壁炉、餐桌、茶几填白添彩，装点欧洲凶猛张狂的强盛和繁荣，瓷器又承载了羸国弱民忧愤沉郁的屈辱心结。
        今天在欧洲旅游旅居的中国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对陶瓷有多少了解，都会有意无意地关注中国瓷器在异乡的命运。有心收藏的，掂量着自己的腰包，要么跑古董店、拍卖行，要么逛跳蚤市场，在网上搜寻货源或在朋友圈子里打听老户人家搬迁甩货的机会。从十三、四世纪开始，欧洲商船就以数十万计的规模运输和贩买中国瓷器，几百年下来，累积在欧洲的景德镇以及浙闽等地窑口的外销瓷不在少数。在欧洲小镇上穿行，经常能在普通住户朝向街道的玻璃窗台上看到一只瓷瓮或一对花瓶，仔细端详就能发现，其中不少来自中国，清中后期的彩瓷居多，也有清三代的制作。在古董店和跳市摊上，清末至民国的粉彩、广彩比比皆是，雍正、乾隆朝的青花、粉彩也不难找，康熙的青花、五彩稍微稀罕些，偶尔也能遇到明代中后期的小件青花。因为当年的外销瓷以日用器具为主，所以今天在市面上泛滥的是做工一般、画工粗陋的杯盘碗碟，十几二十欧元就能买下来，由嫁妆瓶、将军罐改制的一对台灯也就是五六十元。当然民窑器也有优劣之分，稍微久远些的年份，阔大些的尺寸，吉祥些的主题，精细些的做工，就得花上百余或几百欧元。真要逢上个到代的重器、典型器，或是身份明确的徽章瓷，卖家就要喊到千元万元。已有藏史多年的朋友说，如果看得准，压得很，欧洲市场上的中国古董瓷器价格要比国内市场低。可光是这一个“看”字，对于知识、经验、精力的要求就已经不低，想要做到了解市场，掌握行情，准确杀价，没个三五年时间的悉心钻研，出不了“菜鸟”群，进不了行家圈儿。还得说明一下，明清官窑、宋元精品不在所论之列，它们已经进入非正常投资的金融理财范畴了。
        在欧洲赏玩中国瓷器的另一个路数，就是逛博物馆。因为中国瓷曾经是欧洲王室和贵族们趋之若鹜的稀罕物件儿，也一度是他们炫财露富、争强斗胜的比拼项目，所以今天在欧洲各地那些由王宫旧藏填充的博物馆里，保存着相当丰富、精美的中国古董瓷器，中国瓷也经常成为这些博物馆重要的展出系列。在艺术之都巴黎，享有赫赫威名的卢浮宫并不是看中国瓷的最佳去处，那些曾经在中国皇帝居室中、书案上、手心里绽放熠熠神采的绝品铭器，现在正默默无语地陈列在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的展柜中。由里昂工业巨子爱米尔·吉美（Emile Guimet）于1889年创立的这家博物馆，是当今欧洲首屈一指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就中国艺术而言，馆中藏有上古玉器、商周青铜、汉唐绘画和佛教雕像等数万件文物，包括万余件中国历朝历代的陶瓷制品。在吉美看东西，最过瘾的是距离近，鼻子贴在展柜玻璃上，离那些神品不过半尺的间隔，瓷釉的质地和彩料的笔触丝毫毕现，彼此似乎都能听见呼吸的声音。雍正年间，粉彩工艺近臻完美，而最能体现粉彩特点的，莫过于白瓷底儿上加画祥瑞富贵的大蟠桃，官窑画师们用笔尖蘸着不同颜料，千万次地点染，把个桃皮由红粉到青绿的颜色过渡描绘得栩栩如生。吉美有只雍正过枝九桃大盘，应该是同类贡品中的翘楚之作，那桃子不仅颜色过渡得自然，桃子表皮那毛茸茸的感觉都活灵活见，不知道画师用的什么诀窍。瞅着这劲枝翠叶红蝠簇拥着的几只大桃，才理会到古人以“粉”字概括这画彩之粉润艳丽，用得是何等贴切。在国内参观中央和省级博物馆，看到的雍正粉彩桃盘不在少数，但能够展现如此视觉奇观的，实难得见。不知道是因为珍品舍不得拿出来，还是因为展品隔着远看不真切。

背面还有四支大桃
        提起流落到法国的中国瓷，就不得不说到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那是拿破仑三世时期欧也妮皇后为收藏英法联军1860年从圆明园掠来的文物而特别设置的一套厅室。厅中的陈设一如往昔，皇后将家私、佛塔、象牙、玉器、铜器、珐琅器等堆放在一起，东西实在太多，造型、年代、品类各异但都价值连城的官窑重器，就成了墙角里两排陈列架上的装饰品，满满当当、层层垒垒地直摆到天花板下。还有些就象普通人家多余无用的花瓶，挤挤插插、随随便便地高坐在顺墙而立的展柜顶上。也看不出这些珍贵的文物受到什么特别保护，不自觉的游客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展品，要是赶上七级地震，估摸大半瓷器都得摔得粉身碎骨。好在法国没什么地震。看起来，对于一个强大国家、高傲王族来说，那些依靠强力征服抢夺转移来的珍贵物件，不管它曾耗费过去的主人多少财力和心力，不管它曾承载着异域的民众多少物力和能力，充其量也就是个摆设，是个现主人彰显强势、夸耀武功、装点庭苑、满足猎奇的摆设。那协和广场上的埃及方尖碑，浑身布满歌颂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楔形文字，不也是这么个命运？不知道欧也妮王后以及后世走进枫丹白露中国馆的访客们，是否曾试图解读那些瓷器身上图案的寓意，是否在这些外华内素、料坚质酥的瓷器身上看到那个遥远的东方民族千载积存的文化信念。一个民族的文化遭到轻视和毁灭，要比财产的损失和政权的消亡更为可悲，更为可怕，更为可怜。

枫丹白露中国馆一角
        按照法国文豪雨果的抗议，圆明园遭洗劫，一个强盗是法国，另一个强盗是英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正是维多利亚女王治下大不列颠帝国如日中天的时代，英国人最早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也当仁不让地在历次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收取他们的先头红利。说到瓷器，也不例外，流落到英伦三岛中国瓷器从质到量均不输于法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里，从上古陶器到汉俑唐三彩，从越窑青瓷到元明青花，从皇家御供到文人雅玩，各个重要门类和窑口的瓷器样品按年代顺序排列展出，一应俱全。学习中国陶瓷发展史，倒是在这岛国帝都能够找到非常完整的系列实物演示。然而最令人怦然心动亦怅然若失的，却是三楼犄角旮旯里一扇不起眼的玻璃门后大卫德基金会的中国陶瓷展厅。
        英国籍、生于印度、祖裔巴格达的犹太银行家帕西瓦尔·大卫德（Sir Percival Victor David Ezekiel David, 2nd Baronet，1892-1964）生前收集了1700多件中国宋元明清四朝精品瓷器，其中不少重要藏品源自清宫大内，既有当年被慈禧太后当作贷款抵押品放借给银行里的，也有1924年皇室被轰出紫禁城后，在纷纭乱世中经满清遗老和前朝太监倒卖流入民间市场的。老辈人谈论起来，说某某是物件儿从宫里出来的，必啧啧赞叹，视若奇珍。在大卫德展厅赏瓷，当知此情可源，皇家收藏果然非同凡响，精彩纷呈。

乾隆皇帝在多件汝窑瓷器上题诗，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有类似藏品
        世界上现存总共不到70件汝窑瓷器，在大卫德展厅里就能观赏到七件，有洗，有瓶，有盘，其中一只底面上錾刻着乾隆皇帝的御制题诗。这些出自十一、二世纪交替之际，荟艺穷技、不惜工本地为宋室宫廷专门烧造的御用器具，形态敦厚质朴，线条舒展流畅，做工规整细腻，釉质堆脂凝浆、温润如玉，釉色素静清雅、朗若青天，开片龙鳞飘逸，莹似蝉翼，不负其宋代五窑之冠的世代佳誉。再看展厅中其他宋瓷藏品，哥窑之遒劲，官窑之淳厚，均窑之绚烂，定窑之淡定，仿佛目睹千年前儒雅、睿智、乐天的中国古人一个个从眼前走过，有书画兼修、琴诗俱佳的徽宗皇帝，有恭诚经世、沉练治文的临川宰相，有俯仰天地、寄情山水的东坡居士。他们胸怀坦荡、心存芷兰的精神气质，取法自然、近拟造化的艺术风格，崇尚老庄、嗜味青辞的时代风尚，刚柔并济、兼收并蓄的人生法则，活脱脱地映现在这内敛、沉稳、端庄、文秀的宋代名瓷身上。

元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俗称“大卫德瓶”
        元青花的身世一度充满谜团，有人曾经坚称元代还生产不了真正意义的钴蓝青花。正是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云龙纹象耳瓶，凭借瓶颈上“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款识，最早证实了元青花的实际存在和工艺水平，为以后历代青花瓷器的真伪鉴别和年代断定提供了参照基准。

明宣德扁腹绶带葫芦瓶
        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中国青花瓷制作达到高峰，“开一代未有之奇”，后世亦鲜有超越。大卫德所藏宣德青花重器，器型古朴典雅，端直刚正，不忌吸收融合各种来自海外的造形因素；瓷质细密坚白，青花发色艳丽，尽显苏麻离青料蓝色之深沉、浓烈、纯正；纹饰丰富多样，取材广泛，在流转飞扬的线条上和深浅交错的笔触中能够感受到绘工的用心和艺胆。宣宗与其父仁宗在位时，经过前几代皇帝的苦心经营，大明帝国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进入被称为“仁宣之治”的盛世。国家的威严，世道的康明，思想的正统，文化的豁达，都清清楚楚地显现在这些堂皇大气、明快鲜丽、工整细致、凝练朴厚的青花瓷器身上。
       
充满诗情画意的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杯
        从晚明开始，小件瓷器越来越受青睐。清朝康熙皇帝文功武治，平乱定国，开疆拓土，胆略与气度有气吞山河之势，在那个年代的宫廷瓷器中，开扬跋扈的煌煌巨制不在少数。但这位马上皇帝也爱好在书阁中研读经史，把赏文玩，因此景德镇御窑厂免不了烧制些精致小巧、富有情趣的案头细瓷。展厅中有一套五彩十二月花卉纹杯，十二只恰好握在手掌心大小的酒杯，按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绘有水仙、玉兰、桃花、牡丹、石榴、荷花、兰花、桂花、菊花、芙蓉、月季、梅花，再附上御题诗颂，文气十足，秀慧万方，圣祖爷哪里舍得拿来置酒作饮，一定是在三希堂中与历代书帖、山水、古籍、鼎彝、珍玉，连同西洋传教士进贡的钟表镜仪一并赏玩。

满工满绘的乾隆黄釉粉彩碗
        然而这小器之风刮到乾隆朝，变得更加俗媚、娇弱、妖娆、富贵，文人的内敛刚烈之气愈发被帝王的浮夸奢靡之象所替代。看展厅里那些单色釉的小杯小碗、水盂水洗，不论红绿黄蓝，颜色不取中正，偏就粉俏娇嫩，阳刚不足和阴柔有余，观之如初春乍放的叶尖花萼，又似少女迷离顾盼的眼神。再看带画工的器具，满工满绘者居多，密密匝匝，龙卷云迴，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彰显“十全老人”治下天朝的富裕和强盛。
        瓷艺不过是诸多艺术门类中的一支，但艺术的形式与风格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特点与趋向。在这个强调行政、版图、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国度，从皇家用瓷风格的演变也能窥测出王朝家国的命运走势。满清皇室出身荒蛮原野，文化上处于劣势，进军中原夺得大统后，先是学习中华文化，随后融入中华文化，进而支配中华文化。在瓷器上也是如此，竭力以皇家的好恶左右坊间的风尚。到了人稠物阜的乾隆朝，皇家瓷器皆为华丽、精巧、繁绮、堂皇几近极致之作，难得见到沉敛、浑厚、峻峭、通达的器物实例。那个时代，从政体法度、财力物力、文化意识和民族心态上，都不存在出现异类和叛逆的条件和可能，很难想象民间艺人能够悖反朝廷的指向，钻研发展其他的艺术风格，而这种无形的窒息与禁锢掐断了中国瓷器博采众长、变法出新的气门，扼杀了陶瓷艺术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的希望。中国制瓷业终于走到了缺乏实质支撑的虚假繁荣的顶峰，随之而来的就如同煅造这一盛世宏景的大清王朝一般，在外界强力的冲击下轰然倒地，分崩离析，衰亡溃散，被历史的洪流甩在身后，沉入沙床。
        能够与大英博物馆匹敌的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博物馆。这位阿尔伯特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1851年他受委托筹备世界上第一个“世博会”，伦敦万国博览会。博览会大获成功，V&A博物馆正是以此次博览会留存展品为基础逐步扩大发展起来的，今天以其丰富的装饰和设计艺术品收藏闻名天下。在V&A一楼以香港名商和文物鉴赏收藏家徐展堂命名的中国展厅内，展出了各个门类的中国艺术品和工艺品，以青铜、玉器、家具、书画、雕塑、织绣等古代文物居多，陶瓷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一大片展柜，构成向各国观众介绍中国艺术的重要展示内容。历朝历代著名的窑口和瓷器类别样本齐全，虽不都是惊世之作，但也有不少唐宋名品和明清官窑，足以表现中国陶瓷悠久的历史、精湛的工艺和持续不断的演进。令人惊讶的是，展厅入口处昭昭晃晃地摆放着一只明中期青花葫芦瓶，没玻璃罩子也没隔栅保护，旁边的指示牌上写明了请观众尽情触摸，但要摘掉手上的戒指等硬物，避免留下划痕。对于许多中国的瓷器爱好者来说，能够上手明代青花重器，恐怕是一辈子只有一两回的难得经历。对于那些刚刚走进展厅，准备开始认识中国瓷器和中国艺术的欧洲人来说，摸一下这年纪超过五百岁的中国古瓷，感受一下他的温良恭俭和雍容大度，一定会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为他们启程探索中华文化的幽深谷地，开个感性的、亲切的好头。

V&A邀请你触摸这只500岁的老寿星
        博物馆的六层是专门的陶瓷馆，十几个分展厅首尾相连、一字排开，从一端走到另一端足有百米。有些展柜也就一人多高，为的是观众能够看清展品旁边的说明，可有些展柜大概是为了多放样品，从地板直顶到天花板，总共有三四米高，在层层叠叠的玻璃隔板上密密麻麻地码放着各类展品，看高处的展品只能见到底部。每个展柜里的展品属于同一类别，因此只在柜门上贴个标注出产地、年代等等的粗略名签，没有关于工艺特点和历史背景的详细解释。这个陶瓷馆介绍的是世界陶瓷发展史，因此从东亚到中东到欧洲，从上古到近代到现代，各个地区各个时代的陶瓷都有展示。这里不仅展出陶瓷文物样品，还有关于烧陶技术和制瓷工艺发展演变的图物说明。在一列专门介绍瓷器色彩的展柜里，又看到了熟悉的雍正粉彩，而且还是过枝大盘，但这回图案不是福桃，而是梅花。这只目前在国内市场上估价接近百万元人民币的官窑重器，在V&A博物馆里不过是介绍中国清代瓷彩特征的一个范例、一件样品，在它身边展出的是些分文不值的矿物颜料粉末和碎瓷残片。
        十八世纪前，欧洲的制瓷工艺远远落后于中国。拿两块当时的瓷片对比一下，中国瓷坚硬洁白，釉色亮丽，欧洲瓷松脆灰黄，釉彩乌暗。直到1708年德国迈森（Meissen）的博特格研制出质地堪与东方瓷媲美的精瓷产品，1768年法国利摩日（Limoges）附近发现高岭土矿并开发投入生产白瓷制品，欧洲瓷业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艺术积淀为基础，与绘画、雕塑及其他造型艺术相互借鉴融合，欧洲瓷器很快开辟出自己的发展天地，形成既富含欧洲文化特色又多姿多彩、各美其美的艺术风格。在德国、法国、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先后出现一大批制瓷业中心，不仅创出了地方品牌，还逐渐形成别人无法替代的工艺优势和艺术特征。英国的韦治伍德（Wedgewood）瓷器在蓝色平底上加堆白色雕饰，正是黑红相间的希腊古瓮的现代翻版。荷兰戴尔夫特（Delft）的蓝白瓷颇似中国青花，但其富透视感的风景、富立体感的人物图案一看便知是源自北方弗兰德斯画派。在V&A陶瓷馆，借地主之便，欧洲各地的精美瓷艺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各个地域、各个品牌的瓷器样品按年代顺序摆进那些顶天大柜，三五十年间的样品就能填满一柜，几百年下来，一个地区的瓷器得占上几柜子，一个国家的瓷器排下来就是十几甚至几十柜，琳琅满目，目不睱给。再加上阿拉伯地区、非洲、远东（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的瓷器，一个厅一个厅地走下来，这陶瓷馆带给观众的无疑是一场视觉盛宴和心灵震撼，真正的陶瓷爱好者恐怕花上一整天也无法看得完全、看得仔细。

产自德国迈森（左）和法国利摩日（右）

产自英国韦治伍德（左）和荷兰戴尔夫特（右）
        这一溜儿展厅顶头最西边的一间是个圆形的房间，因为前面几个展厅里全都是那些个通天大柜，观众大多看得累了烦了，也就不费劲儿往这尽头里走了，所以这间展厅里难得有人光顾。午后的阳光穿过高高的玻璃窗，照到十几架高高的玻璃展柜和空荡荡的地板上，带进来一股子温暖、安详和静谧。这些展柜里摆放着上千件来自中国的瓷器，林林总总，满满当当，一眼看过去似乎是随意排列的，既不按年代顺序，也不依窑口产地，更不分价格高低，康熙官窑五彩四方瓶竟与民窑普品青花矾红盘比邻而坐，豇豆红太白尊和豆青瓜棱罐身边就趴着个酱釉小碟。细细看来，这厅里展出的全是清代瓷器，展方的归类基本上是按照花色区分，单色的，青花的，青花加彩的，釉上彩的……大概办展者想让观众更好地欣赏中国瓷器繁多的种类和精美的装饰，无心厘清这些展品的背景与特征吧。

V&A博物馆清代瓷器展厅
        如果看客对中国瓷器略知一二，进入这间展厅就像发现了一个宝藏。眼光高高低低地在隔板上游走，撞到一件经典制作或是传奇稀珍便停留片刻，细细观赏，而后继续上下左右浏览搜寻，遇到下一件心仪之作再驻目观望。看得久了，心中便起了涟漪，眼中便有了泪水。面对这么多不同种类的瓷器，在记忆中不停地搜索名称、年代、工艺特点等等，再与实物进行比较对照，以当前亲眼所见替代往昔文章所述，将新印象、新结论植入脑海，那种感觉就仿佛进入时空隧道，跟随件件展品的引领，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往复巡游，又仿佛面对早年间这些瓷器的制造者和拥有者，听他们诉说自己付出的劳动和心血。这里面有些展品是同类中的佼佼者，拿回国内博物馆必以专柜展出，观众们会围着转一圈，从四面观赏。可在这里，只落得个集体舞演员的角色，孤零零站在某个角落里等着懂行的观众发现。英国佬收的抢的东西多了，真就不拿稀罕物当回事儿。可话说回来，这展柜中的每一件瓷器，当年出身高贵、存世量少，如今价值连城也罢，原本乡野烧造、批量生产，今天身轻价贱也罢，都是老年间先人的辛苦创造，都有它在世间存在的理由，都具实实在在的使用和欣赏价值。轻视、忘却或贬低其中任何一个类别，中国瓷器的历史面貌就会不完整，对中国瓷器的了解就会有缺陷。作为中国文化的外部观察者，英国人比起我们来少些功利和虚荣，多些客观和诚实，他们展示中国瓷器只管按照史实和分类一件件地摆放出来，不用考虑这些瓷器如何被中国人标注了高低贵贱，哪几样哪几类被赋予了世俗生活中的特殊价值。这样的做法可能比我们更加本真。
        站在阳光下的展柜前，心中一片澄明与爽朗。毕竟欧洲人是尊重中国瓷器的，这最末一间展厅有最好的光线和最宽敞的空间。但是V&A博物馆不忽视其他文化、民族、国度的陶瓷艺术，只要是好的陶瓷制品，就会在这陶瓷馆里占有一席之地。一路走下来，看到的每一类陶瓷都有所长有所短，有共通的本质，更有鲜明的特点和风格。出自意大利、西班牙的马约卡瓷器（Majolica）那黄蓝相间的明快色彩，不正是地中海沿岸鲜亮的天空、阳光和海水的颜色吗？那粗犷、灵动、利落的画风，又岂是其他地方出产的陶瓷所能替代得了的？领略异域陶瓷的别样风情和卓越风采后，反而更加赞赏中国陶瓷的隽永、含蓄、持重、天成。中国陶瓷身上携带的是中华文明的经典符谶。同时也感慨，这曾经令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瓷器工业，如今已不再是东方秘笈、独门绝技，而早已远播四海、各领风骚了。有些还后来居上，令今天的中国陶瓷业汗颜。又想起近年来中国古董瓷器在全球拍卖中屡创新高，这一方面是对中国瓷器历史地位的承认，一方面是也是由于中国收藏家们还缺乏世界眼光，不了解也不欣赏世界其他地方的陶瓷精作吧。

产自意大利（左）和西班牙（右）的马约卡瓷盘
        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很容易陶醉在自我营造的封闭空间中，在狭隘的经济圈、文化圈中，在熟悉的环境和话语体系获得舒适感、安全感，并从弥漫于日常生活的相互安慰和吹捧、媚上和阿谀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此类人等，一旦面对更为宽广的世界，进入相对陌生的环境，便不知所措，心慌意乱，自然而然地对不了解、不熟悉的事物进行抗拒和抵触，顺理成章地对外来事物不分良莠地进行贬低和挞伐。当躲不开避不掉，不得不面临外来竞争时，要么自怨自艾，束手无策，举手投降，任人宰割，要么色厉内荏，骑墙观火，靠榨取同族同类的血汗维持自己的体面。最近几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围度中，人为地打造一个文化边界，有意无意地阻断与外界的交往与互动，指望藉此维护内部秩序和结构的稳定，延续安逸的氛围和繁荣的景象，在受到冲击时依靠强力修修补补、勉力支撑，这充其量也就是个权宜之计。拖得越长，日后补偿的代价越大。只有勇猛地突破，粉碎这无形的牢笼，随着波涛汹涌的世界潮流，不断扩大自己的文化边界，延展自己的文化空间，与异质文化不断地碰撞、交融，将兼容并包的精神化解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与角落，客观冷静地审视外来文化的优劣，在自立自信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去粗取精，为我所用，才可能做到在运动中维系恒定，获得长久的稳定和持续的繁荣。这样做要花心思费功夫，不舒适也难得惬意，却是无法逃避的唯一选择。V&A博物馆也展出少量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品，有件新作形体抽象、状如珊瑚，釉色与开片却无非窑变和冰裂，非常传统。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中国人能做到。

二十、安杰利科的圣母领报
ANNUNCIATION BY FRA ANGELICO
        游意大利，看画，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是省不了、躲不掉的项目。在那个神本与人本争夺思想主导权的时代，宗教故事依然是大多数画作的主要题材，只不过随着匠人技艺的提高，各种表现手法愈发具有人文气质。圣母领报，又称天使报喜，是每位文艺复兴画家的必修功课，一路游来每天都能撞上几幅，其中包括马萨乔、佩鲁几诺、贝利尼、丁托莱托、维罗尼塞、提香、利皮、波第切利、拉斐尔、达芬奇等名家名作，也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画师作品，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印象最深的是安杰利科的湿绘壁画。
       
        安杰利科：圣母领报
        圣母领报，是说大天使加布里埃尔受上帝派遣，手执百合来到人间，宣知少女玛丽亚，她被拣选受孕上帝之子耶稣。安杰利科是文艺复兴早期生活在佛罗伦萨的一位修士，据说循规蹈矩、老实巴交，在他每位同修的宿舍墙上画一个圣经传说。湿绘壁画是指一种绘画技法，即在抹平内墙的石膏未干透时迅速完成画作，这样最终矿物颜料同墙面合为一体，只要不去敲它、毁它，永不腐坏且颜色始终鲜亮。安杰利科画的天使和圣母表情极为安详，姿态也很收敛，笔法精细柔顺，类乎于中国的工笔人物。虽然立体效果、明暗表现都比不上一些同期或稍后的画家，背景建筑的透视描绘也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但这样一个看起来简单朴实的画面，却散发出沁人心脾的美和摄人心魄的力量，令许多人驻足凝望，久久不去。细讲这幅画要费不少笔墨，但大家感受最强烈的应是画家笔下传达的那种对神的谦卑和顺从，对命运的信心和期许。也许是矿物颜料的缘故，加布里埃尔那五彩斑斓、轻灵招展的翅膀上竟隐隐地闪着点点光辉，让原本素净一片的画面陡增一分神幻的韵味。
       
        米开朗琪罗：苏醒的奴隶
        就在离这所修道院百米之遥的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游客们围拢在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下，满怀敬畏地仰视这个犹太史和艺术史上的传奇。卡雷拉大理石的精细与润泽，使人仿佛能够上手捏一把大卫那健壮的大腿。在大卫展厅的前廊上，还静静地矗立着米氏四座未完成的奴隶雕像。这几个奴隶刚刚有个雏形，皮肤上满是斧凿的印迹，大多半扭转的躯干还陷在石头中，看上去就像是要挣脱束缚，从石头中跳出来。端详良久，在斧凿与天然之间，似乎又看到倪云林水波外、徐文长花蔓下的大片飞白。盘桓在这些雕像周围，不断地接收到其中释放出的巨大力量和沉挚情感，其在知觉和理性上的震撼毫不逊于数步之外骄傲地立于高台之上的大卫。
        安杰利科大概没指望600多年后他的画作还能让人驻足凝望，米开朗琪罗大概也没想着他无暇顾及的半成品会被后人正儿八经地摆在艺廊中欣赏。一个尚未掌握后世卓绝的绘画技巧，一个没能以精雕细凿完成全部的创作过程。但是安氏、米氏这两类作品却独具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甚至超过某些技巧更高超、创作更完整的作品。粗讲起来，可以说二位大师有意无意间以恰当的形式表现了贴切的主题，但深究起来决不止这些。恐怕是艺术家的信念、意志、风骨和精神，起了更大的作用。
        由此看来，技巧和完整并不足构成艺术的绝对要素。相对于这些外在的、显性的因素而言，许多内在的、隐性的因素发挥着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推而言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财富和疆域也不足构成其强盛的根基。从15至20世纪初，欧洲列强先凭探索和开拓，后靠欺诈和掠夺，积累的财富不可谓不多，控制的疆域不可谓不广，但欧洲迎来的却是两次血腥大战，几世纪的繁荣和文明走到崩溃和毁灭的边缘。正是这些血的代价和教训，使战后的欧洲人在恢复生产、重新增添物质财富的同时，更加重视创立一个有利于维系和平、公正、理性的价值体系，建设一个能够在各层次有效协调、化解矛盾的政权框架，使欧洲当代文明具有更加坚实稳定的内核，能够更加贴近世代哲人孜孜追求的人类大同理想。不敢说欧洲人成功了几分，到这会儿仍阴魂不散的金融危机既是一次制度的溃决，也是一轮道德的衰败。人类文明发展数千年，支配物质的能力足堪匹敌希腊神话中的神明，但仍然逃不脱个体与群体利益分配的纠缠，解不开维护社会公平与满足自我贪欲之间的死结。所幸人类还是在进步，虽说最近这轮危机来势汹汹，欧洲人深惧上世纪三十年代萧条重现，但毕竟如今欧洲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穷人的孩子不会饿肚子。至于高福利是否制约生产发展，那又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了。
       

朝圣之路 （成书后续作）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盛行的年代里，朝圣当是普通人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宗事项。虽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朝圣并不像穆斯林那样，作为“五功”之结是一生中必须履行的宗教责任，但不论是为俗世生计祈福解难，还是为心灵信仰筑牢堡垒，朝圣仍是基督徒们乐于实践的一种仪轨。当然，朝圣之事可大可小，时间可长可短，路途可远可近，到邻村去摸一摸曾流出泪水的显灵圣母像，到郡上的主教堂向早年教会烈士骨殖致礼，或是到异域名城去拜谒圣徒先贤遗物，都是积功善德、检视诚心的好事。当然，前往耶路撒冷，在圣城中沿着耶稣基督受难之路履级而上，回顾那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遥远瞬间，最后匍匐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骷髅地，触摸十字架在岩石上留下的臼坑，再去圣墓中亲吻曾停放基督肉身的石板，必然是往日欧洲很多基督徒一生向往的最大幸事。然而，前往圣城路途遥远，要有足够的盘缠和体力，再说中世纪期间圣城常为异教政权驻辖，在那种情况下穿疆越地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此圣城朝觐之旅并不是每一位欧洲基督子民在任何时候都能启步登程的。要不想想办法，搭上十字军东征的机会，举着白底红十字三角旗，跟在皇亲贵胄的铁靴马刺后，一路攻城掠地，削斫异端，搜括金银，直至凭借刀剑之利，在砍杀呼啸声中将十字军旗插上耶路撒冷城头，也算是为本教兴盛做了些贡献。但这样做似乎暴虐、血腥、贪婪的成份多了些，同基督的仁爱合众精神又有些个出入。算了吧，反正欧洲本土就有不少绝世圣迹，承载着诸多关于基督、圣母、使徒、圣人的奇功逸闻，珍藏着大量年代久远、品貌繁多的宗教圣品，值得人们暂且放下手中的活计，扎起行囊，戴上风帽，执着助杖，躬身往访。
        历史上欧洲著名的朝圣线路大致有四条：一是前往罗马，朝拜基督教会“首任教皇”圣彼得（当时是罗马主教）之墓；二是前往科隆，瞻仰耶稣降生时“东方三王”的遗物；三是前往坎特伯雷，致礼1170年惨遭英王亨利二世麾下骑士屠戳的圣托马斯，即柏克特大主教；四是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祭奉十二使徒之一圣詹姆斯（中文亦译称圣雅各）的遗骸。这最后一条朝圣之路，虽非历史最久远，却是影响最广泛，脉络最复杂，设施最齐备，行众最庞大，而且延续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自公元9世纪传出在圣地亚哥附近小村中发现圣詹姆斯墓的消息以来，这个西班牙西北部加里西亚地区的山间小城就成为众多基督徒心往神驰的地方。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徒，彼时正面临着从南方汹汹而入、高举伊斯兰旗帜教的摩尔人兵戎威胁，更是将圣詹姆斯这位生前曾在半岛上传教的基督使徒奉为保护神，期望圣人承托起信徒的朝拜，冥冥中保佑半岛北部仅存的几个基督教小王国，能够安邦固土，兴旺强盛，抵御异族异教的侵袭和征服。十二世纪末叶，罗马教皇加里都斯二世命人编撰了一本指南，就前往圣地亚哥朝圣的各条道路、沿路为朝圣者提供宗教和生活服务的站点、旅途中的宗教仪式与诵经文本，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奇迹故事等等具以详细指示和说明。这条朝圣线路由是声名大振，此后近千年间，前往圣地亚哥的各条大道上信众不绝与旅，一年到头，无分寒暑，或三五成群，或单人独行，算下来总数怕是要以百万计了。于是人们相信，往昔那些朝圣前辈们在路上踏起滚滚征尘，尘埃浮上太空，凝筑胶合，便成为那聚汇万千星辰、横跨夜空东西、指向圣地所在的银河，而圣城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冠以“compostela”之名，意即“星宿之地”。近代科学观念与人文精神兴起，基督教对于欧洲社会生活的影响力逐步减弱，多数欧洲人不再持守中世纪的宗教理念和仪轨，徒步朝圣的人群日见萎缩，而且技术的进步和交通的便利也使得千里之遥的朝圣之旅不再漫长，到今天就只需要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了。尽管如此，每年仍有人会花上一两个月时间，按照古代的朝圣方式完成这段耗时且艰苦的行程，既便在战争岁月也不乏忠实的践路人。上世纪末，“圣地亚哥朝圣路”时来运转，先是在1987年被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命名为“欧洲文化之路”，其后于199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遗产”地位，藉此再度引发人们对它的兴趣和热情。如今每年都有近20万人徒步走完最后100公里或骑自行车完成最后200公里路段，以满足今天对于朝圣形式的基本要求，获得教会认可的“朝圣者”资格。
        古时，前往圣地亚哥朝圣的人们，不论是从法兰西、英格兰、德意志或者意大利的某城某镇出发，大多要在半途中汇聚到今天法国境内的几个重要的中转站，这使得巴黎北部的圣雷米、勃艮第地区的韦兹莱、奥韦农地区的勒布伊、罗讷河谷的阿尔勒渐渐被看作圣地亚哥朝圣路的几个主要起点，这些城市大教堂前的广场上都有启始朝圣之旅的标记。从这几座城市出发，各条线路从不同方向跨过比利牛斯山脉后，便在西班牙境内的潘普洛拉交汇，再穿过布尔各斯、莱昂、阿斯托加等大大小小166座城镇和村庄，一路朝西500多公里，径直奔向圣地亚哥。今天，从潘普洛拉到圣地亚哥沿途仍有1800多所宗教和世俗建筑，它们与朝圣路有着历史或现实的联系，也造就了朝圣路的整体文化特征。由于朝圣史跨越千年，这些为朝圣者提供服务的建筑呈现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不同风貌，从早期罗曼式到成熟罗曼式，再到哥特式、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等，千变万化，多姿多样。莱昂是座大城市，朝圣路就在市中心雄伟的哥特式大教堂脚下蜿蜒而过，城里几家颇具规模的修道院和旧式旅店想必都是往日朝圣者聚首交谈、驻留盘桓的场所。离莱昂不远的维拉弗朗卡是山谷里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朝圣路曲曲弯弯地穿越田野、进入镇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进深不过十几米的罗曼式小教堂，那满缀花叶的门楣和怪脸突兀的柱头证明它的建筑年代比莱昂大教堂还要久远。教堂旁边坐落着一家极为简朴的乡村饭馆，看饭馆的招贴才发现这爿小店竟是专为朝圣者提供住宿的“驿馆”。沿着朝圣路有数百家这样的“驿馆”，不以赢利为目的，条件简朴，设备实用，收费极低，每晚只收几欧元，服务人员多是义工。但要住进这样的小店，必须持有在某些特定起始站发放的朝圣“护照”。如今迈上这条朝圣路的人大多应当是不喜欢嘈杂与奢华的，他们更愿意走进维拉弗朗卡小镇上这千余岁的老教堂，享受寂静中的沉思冥想，也更愿意在这家乡间小店里歇上一晚，睡个安稳觉，还颇能省几个钱。
        对于行程紧张的旅游者来说，去趟圣地亚哥亦非难事，要么乘飞机直抵城郊机场，要么驾车横穿西国北疆，但这就很难体味前代朝圣者们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全凭人畜脚力前行的滋味了。行驶在公路上，不多远便会冒出标有“Camino de Santiago”（西语“通向圣地亚哥之路”）的大块蓝底白字路牌，高悬在路边显眼的位置，安慰着那些生怕走错路的驾车人。但路边还树立着一些不那么起眼的小块标牌，二尺见方，一人来高，上面也写着“Camino de Santiago”，同时绘着一个背包小人和黄色箭头，在“车族”看来颇有嘲弄讥讽之意，仿佛在说：“嗨！你们这些去圣地亚哥的家伙，真正的朝圣路在那儿呢。”循着箭头所指方向望去，那条“真路”隐藏在公路旁不远处的树林中、麦田里或草丛间，偶尔会在几棵果树后或是一片草坡上现出身形，依旧是那千年不变的黄土和碎石，不带任何现代工程的痕迹，宽窄也就够两个行人并肩交错，如果是两匹马或者驴儿撞上面，恐怕还要各自向路边让一让。偶尔能看到一两位走在路上的朝圣客，他们衣着行囊自是各式各样，但灰尘将所有颜色的鞋子一律染成了黄色。有的人戴着朝圣专用的翻沿帽，有的人还像老年间那样驻着行杖，但不是过去那种拐头上挂着水壶的旧样式，而是现代的健步助行杖。有的独行侠身边爱犬相随，倒也不担心寂寞。步行虽然辛苦，所幸西班牙境内这段朝圣路穿过的卡斯蒂里昂、阿斯图里亚等若干省区到处青山绿野，沃田翠岗，荫翳清凉，非常适于行旅。难怪此地是欧洲远古文明发祥地之一，数万年前已存人迹，如果不是环境优美，物产丰富，史前人类也不会选中这里繁衍生息。要是像西班牙南部那般干旱焦灼、赤日炎炎，行脚客跋涉在阳光下的阔野中，就成了煎锅里的火腿，只须片刻功夫便会出油变色。
        说到朝圣路上的指示牌，就不能不讲讲那千多年来给予每一位朝圣者方向和信心的朝圣标志--加里西亚扇贝壳。相传公元44年圣詹姆斯在耶路撒冷被犹太希律王下令砍头后，他的遗体被基督徒偷偷运往他生前传教的伊比里亚半岛。当接近半岛西北海岸的时候，海上风浪大作，船只瞬间倾覆，踪迹皆无。但几天后，圣詹姆斯的遗体奇迹般出现在加里西亚海滩上，毫发无损，衣冠齐整，只是周身裹满了巴掌大小的扇贝壳，那光景就好像是这些贝壳把圣詹姆斯抬上岸，送还给他的信徒似的。关于贝壳还有许许多多的传说与故事，信讹难辨，也没有必要追根溯源，厘断究竟。有据可查的是，这些美丽的贝壳早年间被来到圣地亚哥的朝圣者拾起，一来用它饮水用餐颇为方便，二是带回家乡以为朝圣之信证。久而久之，贝壳便成了这条朝圣路乃至所有基督教朝圣路的正式标志。路牌上，酒幌上，店标上，路面上，广场上，墙沿上，贝壳真格是无处不在，就连后世雕塑的圣詹姆斯像也被不顾史实地在帽沿上安了一颗。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这扇贝壳的自然纹路竟与朝圣的人文图谱十分契合：伸向贝壳外沿的一根根扇翅最终汇聚在底端的扇轴上，来自全欧各地的一群群朝圣者最终汇聚在圣詹姆斯的墓前。当初在法国的韦兹莱、图尔、沙特尔参观当地著名的大教堂，在教堂门前的地面上发现一个铜制的贝壳，被行人的鞋底蹭得锃亮，那时并不知道它与千里之外的圣地亚哥有着这般密切的因缘，也不知道这些城市一度是朝圣路上的重要站点，曾经见证了无数朝圣者的匆匆行迹。
        今天，圣地亚哥是加里西亚省府所在地，也如同大多数欧洲城市一样，有着摩登而杂乱的近郊。灰白的柏油路，闪烁的红绿灯，多彩的店家招牌，震颤的汽车马达，诱人的食肆香气，充盈并霸占着行人的感官世界。老城的边界也同其他城市一样，既模糊又清晰：城墙早就不在了，环城皆公路也；但公路这一侧是交杂凌乱、刷着各色墙漆的新建筑，另一侧则是高度相近、风格统一、祼露着石材原色的古旧房舍。走进老城，石块铺就的狭窄街巷一下子将嘈杂隔绝于外，将行人的视线引向幽暗的弄堂深处和被压缩成线型的天空。来到街道尽头，一个个小广场就似乐谱上的休止符，让并不匆匆的脚步稍作停歇。少不了抬眼打量一下这蓦然疏朗的空间，环顾一圈四周围熙熙攘攘的店铺，琢磨一番广场中心的喷泉或是立柱雕像。夸张一点说，圣地亚哥城里三步一个教堂，五步一个修道院，现存的门面大多是十九世纪以前修缮的遗物，装饰比较节制，点缀着雕像和花檐。这里不少教堂面向大街接迎信众，实际上却只是它身背后修道院或修女院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修院的规模大得惊人，坚实敞阔的楼宇围成四方院落，俨然一座教庭堡垒。如今这些修院大多被改造成酒店或办公楼，内部一应现代化设施，整洁、明朗又便利，让人只能从偶尔露出的石砖和穹窿身上想象此地曾经的庄重、幽邃和沉穆。如果下榻在离中心广场PRAZA DO OBRADOIRO不远的圣马丁修院，还能略略体会当年众多朝圣者在此寄宿的滋味，窗边的石座就是当年旅人就着天光阅读的地方，内置的玻璃窗外还保留着原来的木板窗，铸铁的老窗栓是一道设计精妙的锁封机关。
        圣地亚哥的中心自然是那闻名遐尔的大教堂。教堂前广场教堂（PRAZA DO OBRADOIRO意思是“工匠广场”，用以纪念建造大教堂及广场其他方向的圣地亚哥大学、天主教王室驿馆、拉霍伊宫等建筑的工人们）是朝圣者及游人的汇集点，从各方入口延伸进来的几条石板路交合在广场中心，地面上一方石刻标示出朝圣路的终点“零公里”处，当然还少不了那颗一掌来大的贝壳标志。最终，不论是虔诚的朝圣者还是好奇的旅游客，不论是用了几小时、几天还是几个月的工夫，不论是经历风雨吹打还是轻松跨越行程，站在这方标记前，每个人都会长出一口气，将浑身的筋骨舒展，心头生起抵临目的地的喜悦和成就感。围绕在这方小小的石标旁的，是各个年龄、各种肤色、各类行装的人群，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和音调组合成一片纷杂中隐含着秩序的和声，他们相互致以笑容和问候，他们相互帮助拍照留念，他们相互打听着对方的国籍、家庭、伙伴、旅行的经历和感受。今天汇聚在圣地亚哥中心广场的人群，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边界，远远超出了宗教的疆界，也远远超出了朝圣的境界。往昔的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基督教所宣扬的人类普世友爱之情能够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今天，以超越教会传统规制和辖属的形式，在圣地中心的广场中央有番小小的体现。如果赶上哪年7月25日“圣詹姆斯日”是星期天，那年便是朝圣年，圣徒纪念日当天便会有数以万计的人们聚集在这个广场上，那种热烈、激悦、和睦、友善的景象又当予人另一番触动。在中国人看来，广场一侧拉霍伊宫屋顶上耸立着圣詹姆斯身着骑士装、手擎十字旗、砍杀异教徒的塑像，在今天这个时代似乎稍欠宽容，难免会引起某些人群的不悦。但考虑到那是历史遗迹和往日习俗，也就不必较真了。
        抬头向大教堂望去，那西班牙欧元硬币上著名的双塔剪影兀立在湛蓝的天空下，崇高又亲切。那累积了近十个世纪修葺增饰的前立面记载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工艺和风格，雍容富丽，堂皇恢宏，是在欧洲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建筑景观。好像没什么人对这种间杂繁陈的跨时代堆砌提出批评，大概是因为长久以来人们对大教堂心存敬畏，对历史上诸多参与维修装潢的前辈工匠心存感激，而且天长日久看得习惯了，觉着那些累世叠加、重重添增的石材器件总体上并没有使这个前立面变得丑陋和庸俗。走进大教堂，能看到这座教堂的内部装饰从规模和豪华程度上讲，都无法与西班牙本国托莱多、塞维利亚等地的著名大教堂比肩，甚至还赶不上朝圣路上布尔各斯和莱昂的大教堂。然而此时此地，个头和噱头无关弘旨，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语，“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因为有了圣詹姆斯，圣地亚哥大教堂便具备了其他教堂无法匹敌的独特优势，犯不上和别人比身量、比富贵、比金银。大教堂穹顶之下的华盖圣龛上供奉着圣詹姆斯的王座像，人们可以顺着它身后的阶梯通道爬到头戴王冠、身披锦袍的圣像身后，在前来参加礼拜的人们众目睽睽之下，从背后张臂拥抱这位一派帝君气概的圣人。那可是每位朝圣者启程前日思夜想、一路上不辍期待的荣耀之举。大教堂地下墓穴里珍藏着金镶银饰的圣詹姆斯遗骨匣，在墓室前简朴的祈祷台上跪拜，做片刻的冥想和祈愿，曾是使多少朝圣者为之终生骄傲的神圣时刻。还有一桩朝圣者必须要做的事，便是赶在正午之前挤进大教堂，在长椅上寻个安稳的座位，参加圣地亚哥大主教为祝福朝圣者举行的弥撒。
        来望弥撒的人多，西向的本堂和南北耳堂的长椅上坐得满满当当，但也就容得下一半教众，另一半就只好站在长椅两侧的回廊里。既然是天主教的弥撒，总少不了最初的进堂式，此处是由一名修女带领信众唱各段进堂咏，那位修女舒缓轻柔的领唱与堂内会众的齐声回应此起彼伏。随后的圣道礼仪是由圣地亚哥大主教主持的，他老人家鹤发童顔，精神矍铄，布道铿锵有力，激昂涌动，但这西班牙语的布道辞恐怕堂中不少外来人都听不懂。好在圣祭礼仪期间，一些重要的说辞由辅祭教士用英、法语重复诵念，保证多数信众都能准确跟上祭礼的程序，这大概也是在其他教堂里很少遇到的事情。圣地亚哥大教堂正午弥撒中最为特殊的一个环节，是领圣餐前的熏香仪式。在其他教堂，一般情况下，主祭者手持香炉，在本堂正中的走道里行个来回，摇摆手中的悬链，将炉中焚出的香烟撒向座中人群，让大家都能感受到那沁人心脾的乳香，洗涤胸中的浊气，在心里默默赞美基督的纯洁。但这里的熏香仪式并非如此，唱主角的不是主祭者，而是一只半人多高、体格硕大的银制香炉。据说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每次举行弥撒前就会重新装满香料，悬挂在从穹顶正中心直垂下来几十米长的一根粗绳上。开始熏香时，绳索的另一端穿过屋顶上的一个机械传动装置，落到离香炉不远处六七位身强力壮的教堂执事手中。香炉被点燃后，随着悠扬的圣歌响起，一位神甫沿着正南正北方向轻轻一推，这个看上去有几分粗笨的大块头便在半空中缓缓地摇摆起来。那几位执事经验老道，按照香炉摆动的节奏，瞅准机会，在关键的时刻或放松一把劲，或加拽一把力，拉得那炉子晃动幅度越来越大，向两翼甩出去越来越高。不多时，这只喷放着浓烈烟气的香炉就仿佛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随着绳索在金属轮毂中滑动的哗啦声，顺着南北耳堂在人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轻盈而敏捷，好几次像是要直冲到天花板上去了。刚才还低回沉静的圣歌此刻变得壮阔激扬，清丽高亢的男童和声飘浮在雄浑敦厚的管风琴音之上，不知不觉将众人的心神统统托举起来，与那飞舞的香炉一起，在神的空间里游弋、飘荡。赶上天晴时分，正午强烈的阳光从南墙高处的圆形玫瑰窗中直直地射进来，在浓疏浮游的烟云中明晃晃地劈出一条光的通道，径落在教堂中心的祭礼台前。而那香炉一次次地在这从天而降的光束中穿越，闪烁着耀眼的金属光芒。教堂中所有人的眼光，以及所有高举着的相机和手机，都跟随着大香炉的运动轨迹前后或左右摇摆，其中不乏被泪水浸成模糊的视线。对于所有不远万里来到圣殿瞻仰圣礼的人们，特别是对那些追奉古仪、栉风沐雨、披星戴月、亦步亦趋，靠双脚走完朝圣道路的信徒来说，这飞舞的香炉，这飘渺的烟薰，这清甜的香气，这瑰丽的阳光，这圣洁的歌声，无疑是圣詹姆斯对他们一片诚心和多日辛劳的接纳和慰藉，对他们一路上甚或一生中的忏悔、祈祷、祝愿、誓言的凿凿回应，也是圣人之灵向他们赐予真挚、坚毅、慈悲、宽容的信仰力量，为他们指引战胜罪恶、远离苦难、胸怀至善、走向天国的彩虹道路。有趣的是，从西面本堂看去，垂挂香炉的绳索左右摇摆，恰好是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贝壳图案，吊绳每一次不同高度的止摆停留便是那贝壳身上一道道的向心纵纹。这些纵纹最终汇聚到贝壳的一端，就是那教堂最高处的穹窿中心。如果说那只有形贝壳作为朝圣路的标志意味着来自欧洲各地的朝圣者最终聚集到圣地亚哥，那么这飞舞的大香炉绘出的无形贝壳是不是寓意着全世界天主信徒的最终归宿—基督的天国？
        大教堂周围的几个小广场是旧城中最热闹的地方，有个大半天的时间就能逛个遍。想来古时候前来朝圣的外地人也不会在圣地亚哥盘桓许久，大约完成那几项必要的礼拜仪式后便启程返乡了，加利西亚人的好客与美食还是敌不过离家多日后的思乡之情。从西班牙、法国出发还算近了，如果是从今天的德国、荷兰出发，单程就要两三个月的时间，一来一回就要花上小半年的时间。有钱有闲的贵族富商还好说，可对普通人家来说，去圣地亚哥朝一次圣恐怕对营生、对家庭都会有些个影响，付出的代价不光是路费。诚然，抵临圣城、拜谒圣人能够给予每一位朝圣者无限的欣慰和喜悦，但这漫长且贵重的行旅也真算得上是一个庞大的先期投入。于是，再次面对人生中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用那么长时间的辛劳换取片刻的欢愉，值不值得？搜读一些关于朝圣的记载，发现前文提到的那四条欧洲境内的朝圣路早早就被教会承认具有独特的赎罪功能。也就是说，人们犯下不义之举，本当乖乖接受现世的惩罚并默默等待来世的审判，但如果能够完成一次朝圣，便可以得到教会的宽宥，使灵魂的罪责得到减除。这种宽恕甚至拓展到世俗法庭的辖域。今天比利时弗兰德斯地区的法院还保持这一传统，每年对一名本应收监坐牢的犯人做出如下指令：只要你每年步行去一趟圣地亚哥，就能保有人身自由，当然要跟着个法院指派的监护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朝圣带来的这种特殊价值，更多的朝圣者踏上征程并非为了赎罪，那他们又如何看待行旅之艰辛呢？再查阅一下过去人们对朝圣经历的描述和当代朝圣者网上论坛的言论，才知道真正用双脚走在这条路上，感受的并不都是疲惫和辛苦。
        当一个人自愿或被迫放弃舒适的生活，远离他熟悉的环境，独自启程走向圣地亚哥的时候，在路上会发现许多平时不曾注意的事情：穿过乡村、市镇、旷野、荒坡、麦田、菜地、树林、湿地、雪山、海岸的时候，会不住地惊叹自然造化的美丽、旷达和宽宏，会深切地感到人对大自然的依赖、投契和融合；经受烈日、狂风、暴雨、冻雪、清霜侵袭的时候，会触发对暑热、寒冷、饥饿、疼痛、困倦等等各种肉体伤害的拼死抵抗，会自豪地发觉自己身体和精神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坚韧和顽强；抛却金钱、资产、地位、名气、荣誉的时候，会用更多的时间审视体内的灵魂，思考生命的意义，衡量生存的价值，挂念朋友和家庭，会变得日益沉着、内敛、淡薄、宽容、沉稳；接触数不清的路人、店主、贩夫、旅伴的时候，会用比平日里更加谦恭、和气、谨慎、的口气和态度去启动一段对话、交往甚至友谊，会欣慰地看到人性中善良、热情、怜悯、诚恳、信任竟占据如此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样看来，朝圣者一路上的身心付出远远抵不上体力与精神上的收获，而罪恶的忏悔救赎，心灵的洗礼净化，信仰的塑造和升华，更多地发生在朝圣的旅途上，在步伐和汗水中，在冥思与神游中，在交谈和感慨中，缓慢地积累、凝聚，而不是在抵达圣城中心广场骤然爆发，或在目睹香炉飞腾的那一刻醍醐顿悟。这大约是去圣地亚哥朝圣的真正魅力所在，也解释了为什么时至今日仍有人乐此不疲。
        人生又何常不是如此？我们为自己设立各种长、中、短期的目标，为今世要获取的财富和地位设计着各种宏伟蓝图，也为一个月后的休假、一星期后购物或今天晚上的美食设定各式各样的规划，而每个目标的实现能够给我们或多或少地带来激动、愉快和满足。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阅历的丰富，达到目标时我们的兴奋程度一天天下降，达到目标前我们所做的付出却显得日益沉重。假如把我们的人生看作一条朝圣路，那这条路的终点无疑是死亡。虽然从神学和哲学的角度看，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坏事，我们不过是跨过了一道未知的门槛，从一定意义上说，死亡就是对自我的完全放弃及对神的终极朝拜，但对于中华文化的子弟来说，死亡仍然是一个莫大的避讳，我们很难将之与朝圣的终点等同。不论持哪种观念，为绝尘离世的一刻陪上今生百年的代价，看起来似乎并不高明。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心情放松，把眼光放开，把呼吸放匀，卸下追求目标给我们带来的身体压力和心灵包袱，以生命的围度去衡量当下的日子，在大自然的胸怀中找到个体的位置，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好我们应许的每一桩差事，善待我们遇到的每一个路人，珍惜我们每一份肉体与精神收益的价值，欣赏我们人生朝圣路上每一站的美丽风景，而不去执着于我们能否实现那些个预设的目标。那样我们的生活也许会变得更加充盈和美好。

(*文章摘自拙作《旅欧杂记》，文中插图暂未上传，有些小标题实为插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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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吃早饭的间隙，心里默读了序言一篇。感觉用字与语言有一种熟悉与亲切的感觉，楼主文笔了得。现在不得空闲细看，先赞，容有空再拜读，细品！

石兄在欧洲哪个国家？

楼主的游记勾起回忆和向往无限。如此美文，待晚上细览。

有种想去欧洲的冲动

拙作《旅欧杂记》，蒙几位朋友抬爱，惠许一阅。已通过快递送去。

经询快递公司，北京城八区13元，外地22元。书赠送，希望今后索书的朋友能够支付快递费，我告快递公司收方支付即可。

惭愧，无以言表的感谢石南根兄！
单从楼上的纯文字即已深深地打动了我。可想捧着这本洋溢着楼主慷慨热情的书，会是怎样的一种惊艳。

不知原稿能不能转成pdf？行的话，也请传本过来。

很好的欧洲记行，认真看了。虽然较早花了几十天去过欧洲十几个国家，但觉得没有沉进去，远没有老兄旅行细致。
是出版的书吗？是的话就我直接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