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演奏家就是有个性，这位ALLA VASILIEVA愣是把大无拉成继老卡之后又一版富有伟大斗争精神和悲天悯人情怀的无词歌。那么多法国人拉大无，色彩缤纷，线条交错，但都没有这位瓦氏1984年录制的版本富有强烈的叙事性，饱满的个人情绪。

       唱片每一面都没有分轨，说明每一组的四五首曲子是在录音棚里一气呵成录下来的，演奏家可真不容易。

       第五、六两组是用仿古五弦大提琴演奏的，据说更符合巴赫时代大提琴声音的趣味。

兄臺文采極佳

TOSCA 咖啡馆周末的音乐沙龙

       斯文儒雅的柳先生在北京凤凰卫视面包卷大楼对面的商业大厦一层经营着一家TOSCA咖啡馆。冬日灰冷的晚间，天光黯淡，从朝阳公园西路看过去，几十层的格子大厦人去楼空，只有这间咖啡馆把着街角，落地玻璃窗透出温暖的灯光，店里人影绰绰，杯盘玲珑，TOSCA COFFEE的圆形商标悬在窗子中央，整个的景象十分inviting。朝阳公园附近是首都地价房价最贵的地段之一，租用商业空间售卖咖啡，并不是个容易的营生。

       柳先生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店里陈设着B&W 804音箱和 MARANTZ 晶体功放等在一般咖啡馆里不常遇到的高级音响，书架上码放着不少CD唱片。墙上装饰画不少，仔细看去竟是柳先生多年搜集的签名海报，其中不乏帕瓦罗蒂、梅塔等头牌大腕。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头顶天花板下平行铺开倒挂的几十张二十世纪早期的欧洲歌剧海报。虽然是复制品，但是那些ART NOUVEAU的设计和花形，令在布鲁塞尔这个“新艺术”之都生活过的人心头不免荡漾起一阵波澜。

       2016年以来，柳先生坚持在周六周日邀请演奏家、乐评人来店里举办专题讲座，托生出一个系列音乐沙龙。交响乐已经讲了不少，室内乐和歌剧算是刚开了个头。店里最多能容下三四十位客人，而傍着一个壁炉安排的临时沙龙空间也就最好不超过二十人为宜。客人需要缴纳听讲座的费用，百元左右，同时可以得到店里提供的一款饮品。因为讲座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从经济角度考虑，每次都要美式咖啡，可以喝久一点。味道确实不错，咖啡豆子应该相当新鲜，制作手法也精到，如果做成浓缩会更过瘾。

       2017年12月初，资深乐评家曹立群老师在这里讲了一堂非常有趣的课，主题是雅纳切克，一位据他说在中国甚至世界上都不怎么热门儿但音乐上实在是了不起的作曲家。曹老师这样评判，大概是考虑到来听讲座的客人绝大多数是新近入门的音乐爱好者，雅纳切克的作品在一般的古典音乐推荐曲目单上会排得比较靠后，所以听课的人可能从未听过雅纳切克的唱片或听得比较少。但是这次沙龙的参与人数要多过再上次，一是冲着曹老师的名气，二也应当是大家对这位“不太出名”的捷克小胡子老人家充满好奇吧。

       比较系统地学习聆听古典音乐的人，在听到第三、四年的时候，会在尚未听完德沃夏克全部作品时就接触到雅纳切克。雅氏在音乐史上也算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斯拉夫音乐“烧烤味儿”浓些，比北欧那些“冰山”音乐更容易讨中国听众喜欢，如果对比雅纳切克的TARAS BULBA和西贝柳斯的KARELIA，恐怕更多中国人会倾向于前者。但是关于雅氏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曹老师点中了一个重要穴位，即雅纳切克很可能是通过电影音乐这个管道进入爱乐者视界的。那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影片全部采用雅纳切克的音乐，这和马勒因《威尼斯之死》电影中用了他的音乐而在非古典音乐人群中暴得大名，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堂课，曹老师娓娓道来，客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老先生就是谦虚和蔼，在过程中不忘互动，不忘请听客谈谈感受。这就把讲座惯常的“一言堂”转化成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那晚，台上台下情绪最HIGH的段落，是讲到雅纳切克与性格质朴的商人妇卡米拉相隔38岁的忘年交。人之常情也，八卦风刮遍全球，穿越古今。经历经济改革不过40年的大众，大约可以从肉体层面接受、钦佩甚至垂涎雅纳切克在两性关系上的勇猛刚进，但是否真正能从人性和心性角度理解老头子以及中国人更加熟悉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主编李约瑟之三位一体的家庭生活，不得而知。

        曹老师讲雅纳切克，不知不觉地涉及到反“正统”的问题。边听讲边翻阅WIKI，看到雅氏著名的《小交响曲》是应泛斯拉夫运动会举办方邀请谱写的。一下子想起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场用科普兰的《号声嘹亮》，钢管声从电视机里冲出来，当时觉得无比振奋。雅纳切克时代，正是名为SOKOL（意为鹰隼）的泛斯拉夫运动兴盛之时，其宗旨在于鼓舞斯拉夫人民强身健体，振奋斯拉夫民族精神。在深受日耳曼文化侵袭的捷克，这一运动意义尤为突出。到了二十世纪早期，这项体育事业不可避免地同政治时局挂钩，成为推动斯拉夫地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一股力量。

       既然有这么一个背景，雅纳切克自然不好完全采用德奥音乐的经典范式，搞个穿靴带帽、花马金裘的交响乐作品。于是乎，这部缩微版的“交响曲”出现五个乐章，每个都很短，演奏时间总共不过二十多分钟。乐章内部结构弃用奏鸣曲式，听不到双主题或多主题之间的穿插变化，至多用半个回旋曲式，ABA，算是有个反复，论再现部都不够格。大家猜想，雅氏追求的可能只是听上去自由流畅，节庆气氛足足的。然而，虽然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弘扬民族主义的音乐作品重在展现本民族、本地区特有的旋律和音型，可也不能完全抛弃已流行多年的交响乐作曲基本规矩吧，所以从调性、和声、变格等方面看，雅氏的音乐总还是遵循着一些固有的法则。

       即便是说到雅氏在生命最后一年给卡米拉写的音乐表白——第二弦乐四重奏“心言”，不论其在结构、乐句、旋律、演奏技法上如何新颖独特，如何在情绪、气氛、表现能力上不同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但究竟还是个四重奏，用了四件乐器，演奏了四个乐章，各乐章有着相对传统的速度和表情变化。其实，从莫扎特开始，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布鲁克纳、瓦格纳、马勒，哪一位不是在音乐上破前人设的局，通过突破既定程式获得自我表达的特征？因此，当如何界定西方古典音乐的“完美程式”，这个程式是在哪一记得达至巅峰并止步发展？赶上欧陆边缘族群的音乐创作与当时的政治追求结合到一起，便把他们的作品称为“民族主义”音乐，赋予这些作品“反传统”、“反XX”的特殊标签，这样是否准确呢？

      曹老师只是点到即止，讲座中并未联系到这么不着边际的地方。沙龙的好处就在于此，上面有人讲，下面有人想。不一定完全同意，不一定完全合拍，但是每个参与者都有收获。如果讲者与听者对于讲座主题的了解能够大致在同一水准，便会有更多的互动交流，主讲内容便成为机锋和索引，从听客中激发挖掘出更多的思想价值来。因此沙龙在严格意义上讲一定不是讲课，不是聚会，不是酒席，对于参与者的智识能力要求不亚于对主办者、主讲人的要求。虽然沙龙不像作曲，要遵循一定的程式，但没有一定的规矩，也无以体现沙龙的特殊价值。

      关于程式问题，如果联系得更远，便是艺术体制以及人间各种体系的变迁。古典德奥音乐范式上何其规整，像是一队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步兵。这个范式的形成也是经过长期的取萃，总结了人们对音乐流程的本能反应，加强了听者领会音乐要义的功能。由于音乐固有的抽象性，听客既能够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范式中感受作曲家的诉说，也能结合自身的处境体味独特的含义，所谓在共性中寻找个性。而随着后来的不断“破局”，音乐作品的个性日益突出，有些是在音乐形象描绘上偏有所指，有些是从音乐技法入手突出特定效果，有些是在作品结构上刀劈斧皴或攀援粘滞。一定程度上，音乐的抽象性无形中被弱化，作品的社会功能性后来居上，取而代之。听客需要在音乐的个性中发现共性。走到当代艺术的今天，不论是音乐还是美术还是文学，个性可以极端膨胀，使得作品的普适性不复存在，而且创作者似乎已不在乎其作品是否具有普适性。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作品已经成为天赐礼物，人间的看客听客可以百分百地赞赏和接受，也可以嗤之以鼻、不理不睬，都没有关系。这也许是一种庆幸，也许是一种悲哀。但这不也是人类自由发展的一个佐证吗？自由意味着选择的可能。有很多的东西随时可以选，能够有高品质的东西被选中，选定某种特殊性后还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不良影响，这应该就是高尚的自由，充足的自由吧。当中国爱乐人听施托克豪森时，这种选择要比听雅纳切克来得更极端。那么凯奇的无声音乐呢。这种旺盛的供给侧发展能否普及到其他领域呢？

以前还真不知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是泛斯拉夫运动会委约之作，一直还以为是他特意为当时捷克武装部队而创作的呢。

说到泛斯拉夫运动时期混杂“体育精神、民族主义独立与反抗意识”的音乐创作，更具代表性的一首曲目是德沃夏克的女婿老Josef Suk那首《迈向新生'~Sokol'进行曲》（1920），该曲恰是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获得银奖的作品，对后来的此类创作影响深远。

另外，84年LA奥运会开幕曲是John Williams为那届原创的一首曲子——Olympic Fanfare and Theme，其写作除受苏克影响外，更有传承自Erich W. korngold的个人英雄主义，又多少带有点儿Miklos Rozsa那种不可一世的沙文主义，尾声处的号角则闪现出科普兰的影子……极尽燃情煽动之能事，堪与范吉利斯《烈火战车》并驾齐驱的类型杰作。

无论如何，八十年代虽然东西方对抗意味浓厚，但整个时代精神还是昂扬奋发的，不象现在集体缺乏方向感（尤其西方世界），时代强音难觅。

       大多数的音乐作品具有本质的社会属性，也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其实际应用（就是听音乐啦）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群体行为，或者说是一个群体性事件。

       古琴曲，有时会出现抚琴与听琴是一对一或一对二三的情形，那是汉民族古代文人音乐性质所致。巴赫的《古德堡变奏曲》，由年轻键盘演奏员古德堡先生三更半夜地弹给难以入眠的凯瑟林克伯爵大人独享，那是西方音乐史上屈指可数的特例，何况今日哪位仙人能有这个范儿，请位钢琴大师给他一个人来场《古德堡变奏曲》独奏会。

       就作曲家而言，多数情况下，在空白乐谱上记录脑海中的音符串时，假想中的听众也不会只是一个人。当然，有时作曲家会给远方的朋友、新恋的心上人、去往天国的故人，甚至给心中的神灵、众生的上帝写上一段乐曲。但在这些纸面上的音符转化为空气中有规律的频率振动过程中，仍免不了有诸多群体性的聚集与劳作。

       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依然认为实现音乐功能是最佳方式是现场演奏与聆听。音乐演奏内在的偶发和情感因素只有在现场演奏环境下才能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音乐欣赏的专注程度及对音乐能量的有效吸收也只有在现场氛围中才能达到有可能的极致。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么多作品已被演奏了几百年，演出了上千场，录音制品唾手可得，但人们还是会涌向现场演出去再次聆听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片段。

       然而，高水平的录音欣赏对音乐社会性的固有表现形式提出了挑战。音乐作品的接收方常常是单独的个体，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不得不是排他的个体。

       在街上用耳机听mp3，在厨房烹饪时播放背景音乐，算不上高质量的音乐欣赏，接收方已然是个体。对于音乐讯息的接收、消化和提取已然与现场聆听演奏截然不同。

       对于稍微认真一些的音乐爱好者，凡遇到那些需要心智投入的音乐作品，就要求尽可能地提高录音回放质量，在相对独立、排他的环境中静心聆听。宥于当前音乐回放形式的技术限制，还不大可能接近百分之百的恢复现场演奏的空间形态，不大可能让若干人同时以同样水平欣赏到近似现场的音乐表演。特别是双声道立体声技术，利用了人类的听觉错觉，制造了所谓“音场”的听觉假象，同时也限制了聆听音乐回放的空间自由度，迫使人们去寻找、确定并享受那个聆听回放的最佳位置，包括前后、左右、高低的三维最佳位置。

       科技的苑囿，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有可能导致事物的错乱。随着音乐录音的可得性不断增强，聆听音乐的主要方式日益从现场转向媒介回放。聆听音乐环境的群体性因素日渐稀落，个人单独面对由一位演奏家直至百人乐团创造的音响盛宴，越来越成为使用音乐产品的主流形式。

       但是在人群中听一部音乐作品，与独自面对这部作品的心境、感受、承受力、接受度，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举个例子，早年军训期间，青春年少，体力与心力被军营院墙和纪律束缚，一旦被组织爬泰山，喜不自胜，豪情迸发。在石阶上盘曲上行，汗透衣衫，气喘如牛。用WALKMAN听BERMAN与KARAJAN合作的老柴钢琴协奏曲，听到激悦，不禁跟着”梆梆梆“地大声呐喊，惊得路过的老外驻足笑看。若干年后，在前辈家中第一次听到HOROWITZ的钢指雷霆，惊讶间感悟音乐世界之广大深远。及至有机会造访老柴故乡，在莫斯科郊外从车窗里遥望冬日的桦林雪原，用手机偷偷听一段钢协慢板乐章，车外带雪的朔风似乎都有了暖意。如今端坐在音响设备前，辨析演奏史上诸位大师对这个当初鲁宾斯坦嗤之以鼻的作品的不同解读，倒是感受到不同文化对于俄罗斯文化的反应与解析。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扩展了音乐作品的社会效应，使它能够在多个维度渗入人类的生活，根据当下的环境变量生发出不同的功能，使其社会价值几何倍增，甚至达到不可测的增量级。

石兄介绍的TOSCA咖啡会是北京的又一个好去处，待找个周末去探访一番...

       集体聆听音乐演出时，个人感受自然会受到周边人群情绪的影响。即使是在音乐厅欣赏古典音乐，观众不应发出任何声响或做出大幅肢体反应，观众个体之间、演奏者与观众之间仍会在无声无息中发生情绪共振，真是件很奇妙的事。如果是在流行歌曲演唱、爵士酒吧演奏、摇滚音乐演出之类的场合，观众情绪的显性表达更加成为音乐表演成功与否的标志，演奏者也会用更多的精力、技巧和手法去调动观众的群体反应。因此，在群体聆听过程中，个人对于音乐作品的反应会受到大量周边信息暗示的强烈诱导，对于音乐内容的理解也会臣服于连续一个个瞬间里公共认知的压力，不得不放弃一些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对一部音乐作品产生比较趋同的集体共鸣，正是音乐社会作用的恰当体现。当然，集体聆听音乐也不完全排斥每一位听者的个性反应。“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对琵琶曲的情感反应从类型上看具有一致性，从程度上看具有个体性，只不过他的泪池比旁从丰满一些罢了。

独自面对

个人如今越来越倾向于“独乐乐”，而非所谓“众乐乐”。

实话说，俺基本没在音乐会现场突然感悟到什么深刻或者神性的东西，不去凑那个热闹也罢。且不说台上十之八九干的都无非是些行活儿罢了；台下坐在一群熟人和陌生人中，无论肃静还是喧腾，总一股不自在的赶脚……

于个人而言，音乐甚至所有艺术欣赏有如“巡幸式的做爱”一般，其实是一特私人的寻求快感的事儿。讲究的是兴之所至与专注无鹜，前提必须是俺巡幸音乐，而非被音乐巡幸。音乐会与观众的关系恰与之相悖，时间、地点、内容、质量主动权全不在俺。

再者，别说当众“勃起乃至快感”了，有人盯着俺小便滋起来都不那么爽快！呵呵~

B师一语中的，正是小弟想说的意思。

行活水平有高低，但因为有唱片做基标，爱好者很快便有判断。劣质的行活对听者是摧残、是蔑视。比如前两天大剧院的《古斯塔夫》。不知道梅塔如按计划前来执棒，能有多大改观。

有激情没技术的现场也不少，同样不忍足听。

所以对于听了很多经典录音的爱好者来说，去现场，追求的可能是一种经历、一个佐证，而非诚心实意地去追求音乐“洗礼”。

       元旦晚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全球关注，不仅限于音乐爱好者。不少朋友和同事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在听。

        一大早，拎壶冲兄就自己先听上1987年卡拉扬指挥的那场新年音乐会的录音了，那年拎兄18岁，哈哈。

        家里没有电视，自娱自乐，听一下施特莱希演唱世界各国的民歌，只可惜没有中国歌曲。倒是觉得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应该拿出半场来演奏些世界各地的曲目，毕定大家都在听。